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裡之佈，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到這裡，孟子又說出“尊賢使能”的話，可是要如何來“尊賢”？這便要建立法制。假如隻是表面上表揚一下，則不尊也可以。究竟要如何“尊”呢？則因人、因時代、因政治制度、因社會環境而有所不同。孟子隻是在原則上說要尊而已。至於“使能”，那當然是指應該使用能幹的人才。我們隻要看近代史，清朝以少數民族治理瞭當時四萬萬人口的中國，維持瞭兩百多年的政權，而且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其盛況不下於漢唐。其中有一個原因，便是他們懂得人治的原則，對於學問道德好的人，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一類的人物，就送到翰林院，供養他們去念書，甚至抄書。那些《四庫全書》，都是翰林學士們手抄的。這些人讀瞭一輩子書，官那麼大，名望那麼高，而所做的事情，卻隻是坐在那裡抄古書。這辦法可妙極瞭！一部古書，每人要抄寫四份——四部。正楷字一個個抄，抄錯瞭還算欺君，不盡職，因此就非慢慢地抄不可。有些書起碼要抄好幾年。一個人在四五十歲考瞭功名，做瞭翰林學士，抄上一兩部書，也就要退休瞭。
古時沒有老花眼鏡，牙醫也沒有現代高明，像韓愈年未四十歲，就“視茫茫而發蒼蒼”瞭。就是清朝的一些翰林學士，也差不多如此，頭上光禿禿的，發辮也編不起來瞭。而對於有能力可以辦事的人，就放到外面去做官，辦實際政務，至於翰林出身的，那真是光榮之至，而且地方官在同僚中也是另眼相看。清朝的皇帝們在這方面的確很高明。對於有能力的官，稍稍貪一點錢，他們裝糊塗，假裝不知道。隻要能為國傢、為老百姓做事，小貪是不礙事的。於是上下皆大歡喜，更可實心辦事。當然，貪得太大就不行瞭。這就是清朝的“使能”方法，並要俊傑在位。總之，凡是有才能的人都任用，不十浪十費人才。所以有學問、有才能、有技術的人一定有事做。這樣，天下的英才都能夠盡其用，天下的人也都高興替這個政十府服務瞭。
但孟子接著上面一段講人事行政之後，為什麼對於執行財政經濟的人事又指出“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的話呢？對於賢、能的政治人才的分別，我們在前面的研究已經說過，現在他又提出中國古代人才分類學上“俊”、“傑”的名詞來瞭。什麼是俊？什麼是傑？定義很難下。不過，在古代的道傢與雜傢、兵傢、縱橫傢的書上，常常會遇到這些人才分類的名詞。所謂英、豪、俊、傑等的含義，最明顯的，如學者們所謂的偽書——黃石公的《素書》上便分列得很清楚。其次，如《人物志》等各傢雜說也都有。不過，孟子在這裡本來要講到一個國傢在財政、經濟上的田賦稅收、關稅等問題，卻在賢能的原則之下，特別提出俊、傑的名詞，看來似乎另有一層道理，的確是別具深意。
我們隻要仔細研究二十六史，就可發現歷來財經人才之難得，正如一個大政治傢的產生一樣，值得慶賀。這種特別擅長於財經稅務的人才，的確需要特殊的俊傑才能。而且大致說來，如薑太公、管仲，是古代的大政治傢而兼大經濟傢。等而下之，例如漢朝的桑弘羊、卜式，唐朝的劉晏，明朝的張十江十陵，清朝洪楊之亂時的錢十江十等人，不管他們的人品道德如何，但他們對於財經問題的處理，的確具有俊傑的才能。
孟子繼續提出瞭當時四項財經問題:“市”，就是上古市鎮、市場的由來。古代的社會，大傢定期集中在一個地方，以我之所有的物品十十交十十易我之所無的東西，這種以物易物的十十交十十易方式，就是後世“貿易”名稱的來源。慢慢社會發達,人事繁復，貿易的十十交十十換方法不方便，便發明瞭貨幣，開始瞭商業行為。到瞭戰國時，已形成許多城市瞭，像齊國的首都臨淄，是齊國政治中心所在，也是文教、經濟的中心。孟子看瞭齊國的財經制度，提出建議，認為以經濟為中心的市場應該采取“廛而不征”的辦法。
在這一節文章中，有三個“廛”字，各有不同的意義，到底是指什麼？頗難考證。古人的註解，隻說前面的“廛”是活字——動詞，後面的“廛”是死字——名詞。但“廛”到底是什麼？因為古今制度不同，很難加以解釋界說。勉強與現代的制度相比，大約相當於現代的魚市場、傢畜市場、蔬菜市場，也有點像是現代設在香蕉產地的青果集散場。如此分門別類，專做某一產品的十十交十十易，生產者將自己的產品送到這裡成十十交十十，政十府則依其使用房屋面積及時間，或依產品的數量，或依盈利的數字，收取費用。此種費用有時是租金十性十質，有時是規費十性十質，有時是十抽十取所得十性十質。大約設廛的產品也不得在廛外十十交十十易，所以有時又有統一收購或有公賣制度的十性十質。
我們現在不去管齊國的廛是如何獲得財稅的，隻看孟子在這裡的主張，認為如果用“廛”做十十交十十易貨品的征收稅法，就不要再征其他捐稅瞭;而對於已經制定法令管制征稅的產品，則不要再規定參加塵的十十交十十易制度瞭。這樣商人們都高興到你的市場上來，物資就不虞匱乏瞭。
至於“關”，在古代原來是在通往鄰國的要道隘口設關駐兵的國防措施。在兩國無爭、和平往來時，就成為對外進出貨物、收取貨稅的地方。孟子這裡主張在關口上，對於進出的貨品隻查一查，登記一下就可以瞭；或者大概議價一下便通過瞭，所謂“譏而不征”，不必在關上收稅。這和現代所謂自十由港、自十由市場的制度差不多。他說如果不收關稅，那麼天下的商旅——行商和旅客，都高興到你的國傢來瞭，自然就可增加國傢的財貨流通和繁榮。
在農業方面，孟子主張讓耕田的農民協助耕種公田，不再收他們的租稅。這樣一來，所有的農民都喜歡到你的國傢來，在郊野開墾荒地，於是你全國耕地面積增加，糧產就豐富，不怕荒年之厄瞭。猶如一百多年前在東北的荒涼地區，大地主們歡迎大傢去開墾，在開始三年之內不收租，不繳糧，初步還要幫助你牛馬耕具糧草等。這種要你盡量開發的情形，很有相似之處。
第三個“廛”字，可以說是名詞瞭。就是說在“廛”這種地方，因為已經有繁榮經濟的作用，國傢已在這裡獲取瞭財政上的收人，就不應該有“夫裡之佈”瞭。什麼是“夫裡之佈”呢？據《周禮•地官•載師》記載:“以廛裡任國中之地……凡宅不十毛十者，有裡佈;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傢之征。以時征其賦。”古代的制度，鼓勵大傢做事，人人都要有工作，不可偷閑，如果有房屋不利用，就繳“空屋稅”，有田不耕就要繳粟米，不做事的要去為公傢服勞役。裡佈相當於後世的罰金，佈也是古時一種貨幣名，古代有“佈刀”這種貨幣，而現代的“幣”字也從“巾”。孟子說如果這樣，則天下的老百姓都願意到你的國傢來，入你的國籍，做你的國民。
從孟子這些主張中我們可以瞭解，當時的諸侯國對於民間賦稅的征收，的確是有重復稅率的情形，所以他才提出這些理論和主張，以求改革。
我們平常多半誤認為儒傢思想、孔孟學說隻講仁義道德，不重財經建設,所以不切實際。而現在讀瞭《孟子》這段文章，我們便可知道，古代的先儒不但很重視財經問題，而且瞭解得非常深人，見地也非常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