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公孫醜又說，老師既然不願談冉牛他們這些人，那麼像伯夷、伊尹這兩個人怎麼樣？這兩個人是不同的典型。伯夷薄帝王而不為，連國君都不願當，而且看不起周武王的所為，所以不食周粟，寧可餓死在首十陽十山上，他是高士。至於伊尹，就怕沒有機會出來做事，他隻希望施展他平天下的抱負，所以背瞭一隻鍋去給商湯做廚師，用他優良的烹飪術獲得瞭商湯的欣賞。後來召見談話以後，更欣賞他的才華，結果便請他當瞭宰相。歷史上稱掌握相權為調和鼎鼐的美詞，就是由於伊尹這段歷史典故演變而來的。
公孫醜好似用螳螂拳的拳法，一拳一拳連續鉤出去，又舉出這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人，帶著探測的意味，想問出孟子的看法。
孟子師生間的這一段談話，要特別註意，這個主題涉及人生觀的確定問題：人生到底要做什麼？現在許多人學這樣、學那樣，甚至學出世法，如學佛、學道、學打坐，學瞭老半天，人生觀都還沒有確定。問他將來要做什麼樣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個人首先要確定自己的人生觀，立定自己要以何等人物作目標，才有努力的方向和路線。最好是做世界上第一等人，估量自己做不瞭第一等人，即使做末等人，也要有一個目標。或者你說想從事政治，想做外十十交十十官，或想當總經理，這些隻是職業，並不是人生觀。確定人生觀是說做聖人或英雄，或豪傑，或富翁，或凡夫。在女十性十而言，則或為賢妻，為良母，或為女英雄、女聖人，這才是人生觀。這一段談話，就是以這個為主題的。
我們再看孟子答復公孫醜，這兩個人的道不同，人生觀的路線也不相同。伯夷這個人的觀念是，不是他認為夠水平的好老板，他不侍候的，即使請他，他也不幹。他認為值得自己擁護的，值得自己去抬轎子的，他才去幹。其次，對於不夠理想的社會，不夠理想的群眾，他也不願意去領導，不願意去管事；必須是大時代的整個環境處在一種安定的狀態下，他才肯貢獻自己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負。如果整個時代環境擾擾攘攘，官爭於上，民亂於下，他就遺世獨立，不看更不管。
至於伊尹則不同，他的觀念是“何事非君”，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隻要他肯幹，就可以去幫助他，改變他。像後世漢高祖與張良君臣之間的情形一樣，漢高祖那樣粗十魯不文的脾氣，當韓信要求漢高祖封他為假王的時候，漢高祖聽瞭立刻火冒三丈，開口就罵，粗話剛出口，張良偷偷踢瞭漢高祖一腳，漢高祖就懂瞭，粗話下面馬上接著說：“要封就封真王，還封什麼假王？照準!”因此無形中消弭瞭一次重大危機。漢高祖能被踢一下就改過口來說話，所以張良說我對別人說話，他們都不懂，也聽不進去，隻有他，一點就透，此乃天授也，隻好幫助他。因為除瞭劉邦以外，還沒有第二人能夠如此。漢高祖這樣的老板雖然不夠理想，但張良還是輔助他。所以伊尹說“何事非君”，老板好不好沒有什麼關系，隻看我們如何去幫助他，輔助他。
假使今天有伊尹這樣的部下，不管在任何單位，當主管的可真舒服，這個部下把你的事當他自己的事辦，什麼都辦得好好的，主管樂得清閑瞭。但是主管也需要真認識他、信任他才行。伊尹對於領導下面的幹部也是一樣，不問是什麼樣的群眾，他都照帶不誤。善於帶兵的人就體會到這個道理，不管這個部隊的素質如何，一個好的帶兵官，對任何樣子的部隊他都能帶，而且能把部隊帶好，他自有他的辦法。即使一群笨人，如果有好長官帶領的話，他們照樣會發揮出力量來。如果領十導十人差一點，那麼他們還是一群笨人；如果領十導十人高明，笨人也會變成有用的人。伊尹就有這個本領，所以他說“何使非民”，哪裡有不能領導的群眾呢？對於社會形態，上軌道的也幹，不上軌道的也幹，這是他處世的原則，等於佛傢大乘道的十精十神。而伯夷則不過是佛傢小乘的氣象。
隨後孟子又提出第三種典型來，就是有機緣可以施展抱負的時候，就出來擔當大事；輪不到自己上去的時候，就潛修默化；可以久留就久留，必須速去就速去，不論環境如何都任運自在，這就是孔子。無可無不可，出世入世都能坦然處之而勝任無怨，這就是佛傢所謂的“圓通自在”，也是孔子曾經對子貢說過的話。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老師，你看我到底怎麼樣?”孔子說：“瑚璉也。”你像是被妥善包裝珍藏起來的貴重祭器瑚璉那樣，在國傢有重大祭典的時候才小心翼翼拿出來，鄭重地放在供桌上。這東西雖然非常貴重，但是平常不大用得到，這就是瑚璉。孔子又說“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樣東西，如果成為一樣東西，就定瞭型，限定瞭用途。所以君子不把自己固定為任何一種形態，任何時間、任何環境，隻要自己認為值得做、應當做，就去做，孔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孟子說這三種人都是古代的聖人，對這三種典型的聖人，我都還做不到。不過如果要學的話，我願意學孔子，當然，管仲、晏子根本不必談瞭；也不願學伯夷，走出世的路子，但也不願走伊尹那種“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的路子。
公孫醜又問孟子：伯夷、伊尹、孔子是三種不同的古聖人，可是，老師你怎麼又把他們三人排在一起，好像是一個等級呢？
孟子立即說：不！不！伯夷、伊尹雖然也是古聖人，可是孔子這位聖人與眾不同，“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人類以來就沒有人能夠比得上孔子的。孟子這句話，把孔子推崇到極點。
講到這裡，我們暫時擱置一下原文來討論討論。
孟子說自有人類以來沒有任何人像孔子那樣崇高，因此可知孟子是孔子真正的知己，也是他真正的門人。歷代的人捧孔子，都捧得不過癮，隻有孟子這句“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捧得最過癮，也可以說是最誠懇的話。可是他不像宗教徒那樣，認為他們的教主是非人的、超人的；儒傢的教化是始終不離“人”本位，而且不去說些超越人本位的話，這是儒傢的平實處。
至於歷代對孔子的尊稱，則推元代的為最高，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尊號就是元代封的。可不要以為元朝是沒有深厚文化基礎的蒙古民族政權，在元朝九十年間，政治上有許多過人之處。尤其對於尊孔這件事，做得最好，從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就可看出。
詔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范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幕承丕緒，敬仰體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裡，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這是千古名文，雖然起草人還是漢人，但仍應歸功於元朝。歷代對孔子的頌贊都沒有這麼好的。“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這兩句加到孔子身上，正是推崇極致而又恰到好處。而且妙的是，如果照抄到任何地方的文化，任何地方的宗教，都可以引用。如西方文化談宗教，便可說“先耶穌而聖者，非耶穌無以明；後耶穌而聖者，非耶穌無以法”。在東方文化中如佛傢，也可以說“先釋迦而聖者，非釋迦無以明；後釋迦而聖者，非釋迦無以法”。我們看所有佛經，都是“佛說，佛說”的；後世儒傢著書，也無不是“子曰，子曰”的，不說“子曰”就不行。我們如果早生一千多年，甚至隻要早生五百年，除非引用孔子的思想和語言，否則寫文章時則“無以明”。
當然，有的人寫文章捧孔子也未免捧得不得體。像後來有一位道學傢常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出生的話，那我們永遠都在黑暗中。他這個話，似乎把孔子以前的歷史文化都一筆抹殺瞭。當時就有一位名叫劉諧的翰林諷刺這位道學傢說：“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怪不得伏羲以上的那些聖人們整天都要點亮蠟燭來走路。這也挖苦得夠缺德瞭，所以有人評論劉諧這個人天生就很刻薄。固然這位道學傢捧孔子的話過火瞭，沒有孟子說得那麼恰當，可是劉諧的諷刺則未免失之敦厚。
劉諧個十性十刻薄，可是口才非常好，他和哥哥分傢的時候，堅持要求他的父親劉巨塘把一個能幹的男傭人分配給他，可是他父親已經把這個男傭人分配給他哥哥瞭。於是，他父親開導他說，兄弟就如同左右手一樣，把這個男傭人分配給你哥哥和分配給你，有什麼不一樣？何必爭呢？後來有一天，他去探他父親的病，他父親伸出右手來，要他搔搔十癢，他卻故意在他父親的左手上大搔其癢。他父親說你搔錯瞭，我是右手癢，不是左手癢。他說：你不是說過左右手是一樣，沒有分別的嗎？他對父親尚且要報復，刻薄的程度就可想而知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