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紗工”案是博斯在聖費爾南多警察局公開的性侵案記錄中找到的一起系列強奸案。在老監獄裡梳理文件時，博斯發現自二〇一二年開始的四起案件在作案手法上是相關的，但此前似乎沒人把它們聯系起來。
這些案子有五處相似的嫌疑人行為，每一個單看起來都並不罕見，但如果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看起來，會發現很有可能是同一個強奸犯所為。這些案件中，強奸犯通過後門或後窗進入受害人的傢，他不是移去紗門或是紗窗，而是把它們割開。四起案件都是在正午前後的五十分鐘內發生的。強奸犯沒有命令受害人脫去衣服，而是用刀劃開受害人的衣服。強奸犯在四起案子裡都戴上瞭面具——在兩起中用瞭滑雪面具，第三起戴上瞭萬聖節的猛鬼面具，第四起戴的是墨西哥職業摔跤手的比賽面具。另外，強奸犯沒有用避孕套或別的方法避免留下DNA證據。
找到這些共性以後，博斯便致力於對這四起案件的調查，他很快發現，盡管四起案件中有三起收集到瞭嫌疑人的精液，但洛杉磯縣法醫處隻分析瞭其中一起的證據，提交給州裡的和全美的DNA數據庫做比對。最近兩起強奸案的DNA鑒定因為上交的證據積壓太多而被推遲瞭。還有一起案件是受害人第一次主動報案，盡管警方在接到報案後便到現場收集證據，但在陰道擦拭時沒有收集到DNA。受害人在報案前洗瞭澡，把陰道裡裡外外清洗瞭一遍。
洛杉磯縣法醫處和洛杉磯警察局的法醫處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同一幢樓內，博斯利用以前處理懸案時的關系加速瞭最近兩起案件的鑒證進程。在等待他認為能直接將幾起案件關聯起來的鑒證結果時，他要求對受害人進行問詢。四個受害人——三個二十來歲的女士和一個剛到十八歲的女孩——都同意和警探見面。兩起案件的問詢工作博斯不得不交給貝拉·盧爾德警探來做，因為這兩個受害人更願意用西班牙語進行交流。在九成人口是拉丁裔的城市，市民的英語程度區別很大，這對博斯的辦案是很不利的一點。博斯的西班牙語口語還過得去，但在和受害人交流時，言語間的細微差別都可能很重要，因此博斯需要把西班牙語當成第一語言的貝拉到場幫忙。
每次和受害人會面時，博斯都會帶上一份洛杉磯警探處理暴力案件時用到的受害人調查問卷。這份九頁的調查問卷旨在幫助辨別罪犯註意受害人的趨向。這份問卷對系列犯罪的調查很有用，尤其在對犯人做側寫上非常有用。博斯從好萊塢分局調查性犯罪的友人那兒要來瞭這份調查問卷。
這份文件成瞭新一輪調查的中心，調查到的內容同樣地悲傷和可怕。四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被陌生人強奸，盡管案發已經四年，但四起案件的受害人無論在身體還是心理上尚處於恢復過程。她們生活在罪犯的陰影下，生怕他哪天會突然回來，沒有一個恢復瞭以往的自信。其中一個結婚瞭，正試著懷上孩子。但施暴者的罪行改變瞭這段婚姻，在博斯展開問詢時，那對夫婦正在鬧離婚。
每次問詢完以後，博斯都會感到很壓抑並聯想起自己的女兒。他忍不住會去想，性侵會給女兒造成怎樣的影響。每次結束以後，他都會在一小時之內給女兒打電話，確保女兒安然無恙，可在電話中卻無法對女兒說出打這通電話的真正理由。
但進一步的問詢除瞭會揭開受害人心中的傷口，還有助於找到調查的重點，突出確認“割紗工”身份並將其逮捕的迫切性。
博斯和貝拉在開啟和每個受害人的對話時，都會首先向她們保證這個案子的調查仍然在進行，而且是聖費爾南多警察局調查的重點。
他們按性侵發生的先後時間安排問詢。第一個受害人的案子沒有收集到DNA證據。最初的調查報告解釋說，受害人害怕懷孕，因此在被強奸後馬上就洗瞭澡，並清洗瞭陰道。受害人和丈夫此時正想要個孩子，受害人知道當天正巧是她排卵最活躍的日子。
受害人仍然因為四年前的性侵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盡管心理創傷還在，她已經能讓自己更坦然地講述生命中最糟的一小時瞭。
她詳細地描述瞭罪犯的性侵過程，她告訴博斯和貝拉，她本想通過謊稱自己正在經期以勸阻對方。對方卻回答道：“你沒在經期，你和你丈夫想要個孩子，你丈夫會早早回傢和你做愛。”
這是條新線索，新線索的出現讓博斯和貝拉怔瞭一會兒。這個受害人證實，她丈夫那天的確想早點從銀行回傢，帶著想能讓她懷上孩子的願望和她共度一個浪漫之夜。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割紗工”是怎麼知道這個信息的？
在貝拉的問詢下，受害人告訴他們，她的手機上裝瞭一款手機應用，這款應用能跟蹤她的生理周期，算出每月最容易受孕的那天。知道哪天最容易排卵以後，受害人會把具體日期記在冰箱門的日歷上。每個月受害人都會在那個日期的上面標上一顆紅心或“寶寶時間”這樣的記號。這樣丈夫就能瞭解到這個日期的重要性。
遇襲那天受害人出門在附近遛狗，但離傢沒超過十五分鐘。出門時她一直帶著手機。遛狗回傢的時候，“割紗工”已經潛入她傢在等著瞭。在刀鋒的逼迫下，受害人把狗鎖在浴室，被帶進臥室遭到性侵。
博斯不知道遛狗的十五分鐘是否足夠讓“割紗工”闖入房子，看到冰箱上的日歷理解其含義，從而能說出那句關於受害人和丈夫晚上計劃的話。
博斯和貝拉討論瞭一番，兩人都覺得強奸犯之前應該去過受害人傢裡，可能偷偷跟蹤過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的親戚朋友、修理工或其他人。
對其他受害人進行問詢以後，他們發現“割紗工”的行為模式中又有瞭新的詭異之處，博斯和貝拉的理論被證實瞭。在每起案件中，受害人傢裡都有揭示女主人月經周期的標志。而且，性侵往往都發生在女人生理周期的排卵階段。
第二位和第三位受害人在接受問詢時表明，她們都服用過擠壓式數藥盤分裝的避孕藥，其中一個女人把裝藥板放在藥櫃裡，另一個把裝藥板放在床頭櫃裡。避孕藥可以控制排卵期，數藥盤和藥片的不同色標經常被用來記錄這五到七天的日子。
最後一個受害人是前一年的二月遭到性侵的。當時她十六歲，總統日放假獨自待在傢裡。女孩說十四歲時她被診斷出患有幼年型糖尿病，她的月經周期會對胰島素的需求量有所影響。她在臥室門上掛瞭一本日歷，她和她媽媽可以通過日歷上標註的月經周期準備需要服用的胰島素劑量。
性侵在時機上的相似性非常明顯。所有受害人都是在其排卵期遭到性侵的——女人們最容易受精的時段。在博斯和貝拉看來，這一點可以表明，這四起案子情況都是如此，這絕非巧合。他們的腦海中慢慢浮現出瞭強奸犯的身影。罪犯顯然仔細挑選瞭實施犯罪的具體日期。既然有關受害人生理周期的信息都能在傢裡找到，強奸犯想必已經提前知道瞭具體的信息。這意味著作案人偷偷跟蹤過受害人，很可能事先潛入過受害人傢中。
另外，從對強奸犯的描述來看，很容易看出強奸犯不是個西班牙裔。兩個不說英語的受害人說，強奸犯用西班牙語對她們下命令，但西班牙語顯然不是他的母語。
案子之間的聯系令人震驚，這就引出瞭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在博斯作為志願警探到聖費爾南多警察局工作之前，這裡的警察為何沒有把幾起案件關聯起來。問題根源於警察局的預算縮減。性侵案正巧發生在警察局規模縮減的時候，偵查處剩下的人有更多案子要查，處理每起案子的時間就變少。四起強奸案最初由不同的警探接手。後兩起發生時，調查前兩起案件的警探都已經離職瞭。沒有人對發生的這四起案件具有宏觀的理解，偵查處也缺乏持續的監督。因為沒有警督，督察的工作隻能由特雷維裡奧警監負責，但特雷維裡奧還要負責局裡其他部門的工作，不可能知曉每起案件的情況，更別說瞭如指掌瞭。
三起收集到精液的案件的DNA鑒證結果顯示，作案的是同一個人。博斯找到的案件關聯被證實瞭。毫無疑問，有個系列強奸犯四年內在聖費爾南多小城至少犯下瞭四起案子。
博斯相信受害人還不止這些。單單在聖費爾南多的人口中，估計就有五千個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中有一半是女人，其中許多人在遭到侵犯後不會打電話找警察。另外，這個以強奸為樂的傢夥似乎也不可能單單在聖費爾南多這個小城裡作案。四個已知的受害人都是拉丁裔，外形都很相似：棕色的長發，黑亮的眼睛，苗條的身材——所有受害人的體重都沒超過一百一十磅。毗鄰的兩個洛杉磯警察局的分局擁有更多的拉丁裔人口，博斯相信，在那兩個分局的轄區一定能找到更多的受害人。
發現案子間的關聯以後，博斯在聖費爾南多警察局的時間基本都花費在瞭與聖費爾南多谷周邊芝加哥警察總局各個分局搶劫和性侵調查組的警探聯絡上。與此同時，博斯也和附近伯班克、格倫代爾和帕薩迪納的警察局一直保持聯絡。他對割破紗窗或紗門以及用到面具的懸案都非常感興趣。迄今為止，博斯還沒得到任何反饋，但他知道必須讓警探們關註這個案子並進行調查，也許要讓記事的合適警探知道。
得到局長的同意，博斯還聯系瞭在聯邦調查局行為分析處擔任資深側寫師的朋友。博斯在洛杉磯警察局工作、梅根·希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時候，兩人一起合作過好幾件案子。梅根現在已經從聯邦調查局退休，在紐約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擔任法醫學教授。梅根同時還做私人側寫顧問業務。梅根同意研究一下博斯的案子，收費優惠，博斯把“割紗工”案子的資料打包寄給梅根。博斯特別想知道強奸犯的動機和心理。“割紗工”進行跟蹤時為何要考慮潛在受害人的排卵期？如果想讓受害人懷孕，他為何會選兩個服用避孕藥的女人？博斯感覺對嫌疑人的推斷有所缺失，得找個專業側寫師幫忙分析才行。
梅根過瞭兩周才回復博斯。梅根對案件的評估表明，作案人並不是想讓受害人受孕而挑選的性侵日期。事實恰恰相反，他追蹤受害人及之後性侵的細節表明，他對女性懷有根深蒂固的惡意，對女性經期流血的身體特征非常厭惡。他之所以選擇受害人排卵的日子性侵是因為他覺得這天在女性生理周期中是最為幹凈的一天。從心理上而言，這是性侵最為安全的一刻。梅根在側寫上補充道，強奸犯是個自戀的捕食者，智商比一般人要高。另外，強奸犯很可能擁有一份對智商要求不高的工作，使雇主和同事都覺得他行事低調。
罪犯對規避警察識別身份和追捕的能力有著相當的自信。在發生的這幾起案件中，其在做計劃和等待時都小心翼翼，但每次都會在受害人身上留下精液，似乎又犯下瞭一個嚴重的錯誤。梅根認為作案人不是想讓受害人懷孕，而是意圖奚落對方。罪犯向博斯提供瞭所有給他定罪的證據，博斯的任務就是要抓住他。
梅根同樣註意到罪犯在現場留下可供檢驗的證據，覺得這有些突兀——為何用面具隱藏住自己的臉部特征，卻要留下精液呢？她覺得罪犯也許是受害人以前見過的人，或性侵後會以某種方式與她們發生聯系，也許他想通過再次接近受害人得到些滿足。
梅根·希爾的側寫報告以一個不祥的警告結束：
如果擯棄罪犯的動機是生孩子（使受害人受孕）的想法，認定性侵是受仇恨所驅動，那麼作為一個捕食者，他的作案方式顯然還會發生演變。從強奸變成殺人僅僅是個時間問題。
梅根的警告使博斯和貝拉加快瞭辦案節奏。他們向地方和國傢的執法機構又發瞭另一組郵件，在郵件裡附上梅根的側寫報告。在聖費爾南多當地，博斯和貝拉打瞭很多電話，試圖在有很多案子要查、時間卻相對很少的情況下，打破警探身上典型的執法惰性。
可他們得到的反饋卻很少。洛杉磯警察局北好萊塢分局一個辦理搶劫案的警探報告說，他碰到的一起懸案發生過割開紗窗的情況，但並沒有出現強奸。警探說受害人是個二十六歲的西班牙裔男子。博斯讓警探找到這位男子，問對方有沒有女友或妻子，詢問她是否因為害怕或不好意思沒有報告被性侵的事情。一周後，洛杉磯警察局的警探來瞭回復，他說公寓裡當時沒有住著女人。這顯然是個無關的案子。
博斯隻能繼續幹等著。強奸犯的DNA不在罪犯的DNA數據庫裡。罪犯從沒被提取過DNA。除瞭精液以外，他沒有留下指紋和其他證據。博斯在聖費爾南多和其他地方沒有找到另一件相關的案子。關於是否要向公眾披露案情、向市民求助的討論被局長暫時擱置瞭。這是執法上的一個老問題瞭：向公眾披露案情能獲得破案的突破性線索，從而抓到罪犯，還是會打草驚蛇，令罪犯改變作案模式，將恐怖的魔爪伸向其他地方毫無戒備的社區？
對於“割紗工”的案子，博斯和貝拉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相左。貝拉希望對公眾披露，她認為即便找不到線索，能把強奸犯趕出聖費爾南多也好。博斯希望有更多的時間暗中調查。他覺得向公眾披露的確能把作案者趕出聖費爾南多，卻無法制止受害人增多的勢頭。捕獵者在被抓前不會收手。他們會調整作案模式後繼續犯罪，像鯊魚一樣撲向下一個受害人。博斯不願把威脅轉到另一個社區。他覺得應該趁作案人活動頻繁的時候在聖費爾南多把他抓住。
可兩者之中談不上哪個是正確的，局長似乎還在等待，希望博斯在下一位受害人被性侵前取得進展破案。博斯很慶幸不必由自己來做決定。他想這就是局長能掙到大錢，而自己隻能義務勞動的原因所在。
博斯檢查瞭郵箱，發現“割紗工”的主題欄下面沒有新的郵件。失望中他關上電腦。博斯把筆記本放回口袋，思忖著特雷維裡奧在隔間裡閑蕩時是否看到瞭他在筆記本上記下的內容。特雷維裡奧過來的時候，筆記本正翻開在記著詹姆斯·富蘭克林·奧爾德裡奇的名字的那一頁。
他既沒勞神對特雷維裡奧說再見，也沒有在門邊的公示板上寫下離開的時間，便離開瞭偵查處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