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號也是一門學問

《春秋》之學被玩到這個地步,真讓人不知說什麼才好。那些天意呀,受命呀,該當真的時候它就是真的,該不當真的時候它就是假的,你如果該當真的時候說它假,或者該當假的時候說它真,那就犯瞭政治幼稚病瞭,殺身之禍就在眼前。那麼,假如你在漢朝為官,為瞭安全起見,肯定想找一個風向標之類的東西。其實風向標倒也好找,盯準皇帝的眼色也就是瞭,再要註意的就是:既要有好的記十性十,也要有好的忘十性十。

——這話從何說起呢?就從皇帝的年號說起,《春秋》之十精十義也是蘊涵其中的。

就拿這一年作個例子吧:漢昭帝元鳳三年。還記得嗎,這就是前文剛剛說過的泰山巨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復生的那年。現在我們要看的是:年號元鳳。為什麼要叫元鳳?

漢昭帝即位之初,定年號為始元,意思是說:新皇帝上任啦,萬象從此更新。於是,世界從始元元年一直就走到瞭始元七年,在七月份上,出大事瞭:發生日蝕瞭。

日蝕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前文已經說得一清二楚,漢昭帝和霍光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想法,但也許就像民間沖喜的心態似的,既然有瞭災異,那就拿個祥瑞來沖沖好瞭。但問題是,祥瑞可不是說有就有的。這個為難的時候,有聰明人追憶往事,想起始元三年曾經有鳳凰雲集東海,朝廷還派人去祭祀過的。咦,這不就是明擺著的祥瑞麼!好瞭,那就拿鳳凰說事吧,朝廷於是詔告天下,始元的年號到此結束。可是,始元七年不是才過到七月份麼,一年才到一半難道就改年號?——不錯,舊年號就用到七月瞭,不再往下用瞭,從八月算起就是元鳳元年瞭,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議定年號自然少不得儒傢知識分子的工作,而且這工作絕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一個年號雖然一般隻是寥寥兩個字,可你既要把握得住《春秋》理論,又要熟悉儒傢典籍,更要揣摩得清政治風向。說到底,年號可絕不僅僅是紀年的一個標記,不是沒有價值蘊涵的簡單符號,而是政治手段之一,儒傢之學、《春秋》之理、帝王之術,林林總總盡在其中。

我們隻要留心一下就會發現:直到近現代,還有不少人在推崇帝國時代的好人政十府,說現代民十主政體的選舉制度眼光過於短淺,因為領十導十人的一屆任期無非短短幾年,這種制度缺陷使他們很難做出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以上的長期規劃,無法對國民做出長遠承諾,而帝制則不然,長命百歲的好皇帝可以一統治就是好幾十年,所以便不會有上述問題的出現。——這個論調一直小有市場,可是,所謂“長遠規劃”的可能十性十暫且不論,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歷史,就會發現歷史並沒有為這種說法提供足夠的證據。就以漢朝為例吧,單是這些換來換去的年號就很能說明問題瞭。

改元有很多都是來自新的祥瑞,可究其根底,無外乎附會現實的政治需要。比如皇帝看看局面實在亂得不行,難以維持瞭,算瞭,改元吧!——這種時候往往會改作始元、更始、太始之類的年號,意思是:新時代開始啦,萬象從此更新,大傢把過去的事都放一放,咱們重新打造好生活;暗含的意思是:以前的十胡十搞亂搞都揭過去,誰也別再提瞭。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一個皇帝的任期內會出現好多年號,翻來覆去地“萬象更新”,這就像有些小學生寫日記一樣,一開始拿瞭個嶄新的日記本,高高興興寫瞭幾天,結果發現字也難看、句子也不通順,怎麼辦呢,好辦,就把前邊寫完的那幾頁“呲啦”一撕,重新開始;等又寫瞭幾天之後,發現還是很差勁,那就再撕,再重新寫。如果單是一個日記本,遭受這種顛三倒四的命運倒也罷瞭,可如果是全國的老百姓,禁得起多少次這樣的折騰?皇帝倒也安心:反正撕下去的頁碼不許人提,誰翻舊賬就整治誰。官員們也越來越聰明,都知道禁忌之所在,幹脆美其名曰“放下歷史的包袱,輕裝整隊朝前看”。嗯,這還真不失為一個響亮的口號。倒黴的總是老百姓,誰知道自己哪一天就會變成那個牛鬼蛇神一般的“歷史的包袱”,而人傢“朝前看”的堅毅目光便再也落不到自己身上瞭?

年號的變更或者其他一些類似事物在名號上的變更,其中蘊涵著不小的學問,用勒龐的話說,就是“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十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麼一個真正的政治傢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這是改元之類手段的另外一層意義:新瓶裝舊酒,給大傢一些萬象更新的美好聯想。勒龐說道:

【因此,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政十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瞭“土地稅”,“鹽賦”變成瞭“鹽稅”,“徭役”變成瞭間接攤派,商號和行會的稅款變成瞭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傢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面,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泰納正確地指出,雅各賓十十黨十十人正是利用瞭“自十由”和“博十愛十”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似的審判臺,幹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十殺這種成就”。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於駕馭詞藻的學問。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面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i】】

從這層意義上說,“健忘”或許是老百姓最為優秀的品格,真正喜歡舊事重提的往往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傢夥。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看英國著名的掘地派領袖十溫十思坦萊,他的文章曾被譽為“社會主義思想寶庫中的一份光輝遺產”。ii十溫十思坦萊在向克倫威爾諫言的《自十由法》裡辨析瞭“王國”和“共和國”在概念上的不同之處,他悲憤地點明:“人民說,如果看看訴訟程序就會發現事情同國王統治時期一模一樣,隻是改瞭改名稱罷瞭”,“隻要立法者把實現國王的意志和特權作為自己的目的,被壓迫的平民就不能享有共和國的自十由”。iii

十溫十思坦萊的這番話反證瞭“改瞭改名稱”對於統治者來說是個多麼簡單而有效的管理手段,暗示瞭所謂“共和國”其實隻是打著共和國旗號的“王國”而已,除瞭字面上的差異之外,和以前的王國並沒有多大的實質十性十不同。這時候我們再來回想一下董仲舒的那個看似非常形式主義的意見:“從《春秋》來看,政權十十交十十替的時候,新政權應該改變歷法,改變服裝和飾物的顏色,以此來表示接受瞭新一輪的天命”,嗯,好像別有一番感受瞭吧?

可是,肯定有人會出來質疑:“瞧你說得容易,老百姓就那麼好糊弄嗎?俗話說得好: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群眾的眼睛很少會是雪亮的,當然,使人民群眾相信他們自己有著雪亮的眼睛,這對統治者是大有好處的,人民群眾往往會在這種盲目的自信裡用他們“雪亮的”眼睛追隨著聰明的統治者手指的方向,哪怕那個方向正通向懸崖峭壁。

是的,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有些情境下,糊弄一個人往往不太容易,糊弄兩三個人也不那麼容易,但是,糊弄一群人可就容易多瞭。這個道理可以簡單地表述為:人數往往和理十性十成反比,也就是說,在人數越多的時候,理十性十也就越少,甚至還會出現這種情況:當一百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腦瓜兒加起來反倒不如這一百人中的任何一個人的腦瓜兒更加靈活。我們還可以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向大眾表達意見的時候,知識分子永遠會輸給義和十十團十十。

我們還是有必要再來聽聽勒龐的意見: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是不受推理影響的,它們隻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他們的演說傢,總是借助於他們的感情而不是他們的理十性十。邏輯定律對群體不起作用。讓群體相信什麼,首先得搞清楚讓它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然後以很低級的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十性十概念去改變他們的看法,這樣才能夠——如果有必要的話——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觀點上來,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種說法的感情。這種根據講話的效果不斷改變措辭的必要十性十,使一切有效的演講完全不可能事先進行準備和研究。在這種事先準備好的演講中,演講者遵循的

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聽眾的思路,僅這一個事實就會使他不可能產生任何影響。iv】】

是呀,難道“文革”那一代人就真比我們更笨麼?他們的腦容量很小嗎?他們的平均智商隻在70以下嗎?他們在單個人與單個人打十十交十十道的時候不也表現出不亞於我們的十精十明嗎?——而且,我們還不要急著把勒龐的論斷歸結為他的反動的階級局限十性十在作祟,要知道,就連列寧的一些公開言論也能讓我們體會出相似的潛臺詞:大眾是麻木、冷漠、懶惰、墨守成規的,必須需要十精十英政十十黨十十的領導。(出處就在老一輩人都很熟悉的一部著作:《共產主義的左派幼稚病》。)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呀,為什麼同樣的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表現為一種十性十格,身處於群體當中的時候卻突然展現出瞭一些卑劣的新十性十格呢?這道理好像講不通呀?

弗洛伊德對此有過一個解釋——雖然勒龐大約要算是群體心理學的開山鼻祖,但弗洛伊德在他之後也曾關註過這個領域——他認為勒龐所謂的那些新十性十格其實並不是“新”的,而是因為人心的所有罪惡沖動都潛伏十在人的潛意識裡,平日裡總是被壓抑著,而群體的環境把“超我”的閥門打開瞭,這就如同打開瞭潘多拉的匣子……

如果以群體心理學的眼光來觀察歷史,連帶著會對未來也生出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當然,樂觀的看法也是有的,比如曼海姆就覺得勒龐把問題看得太單純瞭:“作為對勒龐(Le Bon)那樣作者的簡單化的大眾心理學的答復,我們必須堅持認為,雖然聚集一十十團十十(亦即人群(crowd)或任何無差別無定形的聚集體)的人易於接受建議和受感染,但大多數人本身並不必然構成一十十團十十,進一步說,非理十性十並不必然瓦解社會……”其中緣由,有興趣的讀者就自己去曼海姆的書中去找吧。v但是,曼海姆的攻擊目標可能有誤,因為非理十性十在被利用的時候,其目的往往並不在於“瓦解社會”。

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是成果頗多的,再如,塗爾幹雖然不是一位心理學傢,卻在研究圖騰的起源和功能十性十時深刻觸及瞭這個問題,如果管中窺豹一下的話:“一般來說,社會隻要憑借著它凌駕於人們之上的那種權力,就必然會在人們心中激起神聖的感覺,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社會之於社會成員,就如同神之於它的崇拜者。……而社會也給我們永遠的依賴感。”“有些時候,社會這種賦予力量與生氣的作用格外明顯。在共同的激十情的鼓勵下,我們在集會上變得易於沖動,情緒激昂,而這是僅憑個人的力量所難以維系的。等到集會解散,我們發現自己重又孑然一身,回落到平常的狀態,我們就能體會出我們曾經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瞭。”vi——塗爾幹使我們隱約看到:宗教似乎是無處不在的,即便在那些否定宗教的地方也依然如此,而作為個體總和的社會卻像是一個活物,幻化成一個高踞於所有人之上的法力無邊的傢夥。任我行前輩說的好:“有人的地方就有十江十湖”,把這句話套用一下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宗教——哪怕沒有一個人相信宗教”。

註釋:

i [法]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1版)。另外,哈耶克在《通往十奴十役之路》(王明毅/譯,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的第十一章裡也仔細講過類似的觀點,對大眾心理的瞭解與十操十作確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能力,對此後文還會論及。

ii 見《十溫十斯坦萊文選》中譯本序(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版,任國棟/譯)

iii 見十溫十斯坦萊《自十由法·給英吉利共和國軍隊將軍奧利弗·克倫威爾閣下的信》及《自十由法·致友好的沒有偏見的讀者》第六章(《十溫十斯坦萊文集》,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版,任國棟/譯)

iv [法]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1版)

v [德]曼海姆:《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現代社會結構的研究》(張旅平/譯,三聯書店2002年第1版,第50頁)。詳見該書第一部分的5-10章。

vi [法]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76-277,280頁)。這兩段引文僅僅談及瞭問題的一小部分,塗爾幹的詳細論述請看該書第二卷,當然,最好是全書都看。 

《春秋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