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愛十董仲舒，窮經守幽獨。
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
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
發策登漢庭，百傢始消伏。】】
這是司馬光盛贊董仲舒的一首詩，我們得註意一下第五句“邪說遠去耳”。
儒傢一直都在反對歪理邪說，孟子在論述孔聖人寫作《春秋》的意圖的時候，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也就是說，孔子是看見社會上歪理邪說太多瞭，倒行逆施太多瞭，開始擔心害怕瞭，這才寫作《春秋》的。xxi孟子在這個問題上尤其執著，自許要“正人心，息邪說”，為此大戰諸子百傢，付出瞭畢生的努力。
但孟子生活的年代正值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所以，他老人傢雖然恨不得把楊派、墨派什麼的全給滅瞭，但也隻是在一個公平的擂臺上用自己的“聖人之學”來打擊人傢的“歪理邪說”。但既然有個開放的擂臺，所以墨傢他們也同樣是用自傢的“聖人之學”來打擊孟子的“歪理邪說”，無論孟子再怎麼運氣，再怎麼惱火，也得在言論自十由的規矩下“學術問題學術解決”。
時代在發展，到瞭董仲舒的時候，終於完成瞭孟子的遺志，成功地罷黜瞭百傢，獨尊瞭儒術，把“歪理邪說”一掃光。但董仲舒贏得並不光彩，因為他是“學術問題政治解決”。
——當然瞭，這話隻是兩千年後的我這麼來說，當時的董仲舒肯定不會覺得自己贏得有什麼不光彩的，甚至，即便是孔孟復生，也得向後學董仲舒一挑大指。因為古人的普遍認識是：第一，真理隻有一個；第二，真理在我手中；第三，和我的真理相抵觸的說法都是歪理邪說；第四，既然是歪理邪說，就得嚴厲打擊，以免危害社會。
呵呵，現在能想到瞭吧，以上這些就是打擊路十溫十舒的法寶。路十溫十舒不是建議誹謗無罪嗎，我們大可以質問他：“難道歪理邪說不是誹謗嗎？難道我們可以容忍歪理邪說在社會上橫行無阻嗎？”然後，我們可以引用孟子的話，再引用董仲舒的話來扯自己的大旗，惟一遺憾的是，《孟子》一書在當時還隻算是“諸子書”之一，並沒有升格為“經”，比《公羊傳》什麼的低瞭一頭。
看來路十溫十舒很走運哦，當時並沒有人這麼來反對他，這也許是和他的帕累托改進有關吧。但我們不妨想想，如果真的有人這樣來和路大人作對，路大人會怎麼自衛反擊呢？
嗯，這還真不好說，這個問題直到最近的二百年來才被研究得比較透徹，所以，兩千年前的路十溫十舒就未必能夠說得妥善瞭。
有人可能還沒有釋疑：“《孟子》在當時不受重視，那‘大旗’裡不就隻剩下董仲舒瞭嗎，董仲舒的話又不是《春秋》的話，作用能有那麼大麼？”
——真有那麼大。咱們一般都說儒傢思想是“孔孟之道”，其實，漢朝以來的儒傢思想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孔孟之儒，而是董仲舒之儒。這其實很好理解，孔子和孟子一個生活在春秋時代，一個生活在戰國時代，那都是封建社會瓦解的時候，所以孔孟的思想是根源於封建制度、根源於宗法社會的，這兩位老前輩既不忠君，又不十愛十國，拿老天爺也不太當回事，更要命的是，尤其是孟子，居然還宣傳“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思想，嘿，別看後人那麼推崇他們，他們如果當真生活在漢唐宋元明清，八成早被皇上給殺瞭。而董仲舒則不同，他是在專制社會裡成長起來的第一位儒傢大宗師，把儒傢思想修正得非常迎十合專制體制的特點，不然怎麼能被皇上“獨尊”起來呢？
很多大傢熟悉的所謂儒傢思想其實都是董仲舒的儒傢修正主義思想，比如那個臭名昭著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文天祥《正氣歌》裡的“三綱實系命”，就是這個董派思想；還有被十毛十主席痛批的君權、神權、族權、夫權這套在人民脖子上的四條鎖鏈，也是董派思想。董仲舒吃虧也就吃虧在太“現代”瞭，他如果是位“古人”，全國各地可能就不建孔廟而建董廟瞭。這倒真是個令人感嘆的話題：曲阜孔廟歷經兩千多年長存不衰，可董仲舒的老傢現在卻連一個姓董的人都找不著瞭。
盡管世態如此炎涼，但兩千年專制社會的儒傢修正主義思想的源頭就在董仲舒對漢武帝的那個“天人三策”，嗯，現在咱們是時候來聊聊這個東西瞭。
xxi孔子到底是“編”《春秋》還是“作”《春秋》，或者說，如果按現代標準來署名的話，《春秋》到底該署“孔子著”、“孔子編著”還是“孔子編”，這是這是一場浩大的筆墨官司，暫不細表。“作”之為“作”，可以參考一下清代汪紱《春秋集傳》自序裡的說法：“《春秋》，魯史也，聖人修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損之，以某字為褒，某字為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其實“作”倒不一定被理解為“創作”，比如《周易》裡的“聖人作而萬物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