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分乘兩輛警車沿5號高速公路向北朝三號區域進發。瓦爾德斯開車，和博斯坐在前面一輛車上。局長明智地把博斯和西斯托分開，讓西斯托開後面那輛車。坐在後面那輛車的副駕駛座上的特雷維裡奧也許聞到瞭博斯和西斯托之間的緊張氣氛，知道因為這個，他和局長才會分乘兩輛車。
瓦爾德斯對著對講機大叫，給聯絡中心的某人發出指令。
“我不管，”他嚷道，“該給誰打電話就給誰打電話。把地址拿來就好。需要派車的話就派車去問。”
切斷通話以後，瓦爾德斯抱怨瞭一聲。過瞭這麼久，聯絡中心還沒和市政管理局的長官或執行長官聯絡上，沒拿到局裡的工資支付登記表和多克韋勒傢的地址，也難怪局長會發這麼大的火。離開警察局以前，他們查看瞭機動車輛管理局的記錄，發現多克韋勒通過自己設法制造空子或是鉆管理上已有的空子，在離開警局五年後，其地址仍然受執法人員信息管理條例的保護。
於是他們隻能靠瓦爾德斯五年前的記憶去聖克拉麗塔山谷找尋多克韋勒住的地方。
“到那兒以後，也許我們就不知道該往何處找瞭。”瓦爾德斯說。
他用張開的手掌重擊瞭一下方向盤，然後改變瞭話題。
“哈裡，你剛才跟西斯托是怎麼回事？”他問，“我從沒見你這樣過。”
“局長，很對不起，”博斯說，“我失控瞭。我本應把錯歸到自己頭上，卻怪罪起瞭西斯托。”
“你犯瞭什麼錯？”
“今天我本應和貝拉一起去的。這是我的案子，我應該出現場。我卻讓貝拉帶上西斯托一起去。我很清楚，如果西斯托不肯去，貝拉肯定會一個人去。”
“別怪罪自己，現在還不知道多克韋勒是不是真正的犯人呢。你現在得集中精力。”
瓦爾德斯指著風擋玻璃的北邊。
博斯想通過別的方法拿到多克韋勒傢的地址。如果多克韋勒仍受執法人員信息管理條例保護的話，他們將很難拿到他傢的地址。他琢磨著是否要打個電話去韋賽德，看看認識多克韋勒的獄警中是否有人碰巧知道他傢的地址。多克韋勒很久前就離開瞭縣監獄，這種可能性應該不會很大。
“他是什麼時候到聖費爾南多警察局來的？”博斯問。
“我想不是二〇〇五年，就是二〇〇六年，”瓦爾德斯說，“我來的時候他已經在瞭。哦，多半是二〇〇六年。我記得我必須開掉他時，他來這兒剛過五年。”
“西斯托告訴我，他在韋賽德監獄的時候，曾經和幾個獄警策劃把同性戀犯人和敵視同性戀的犯人們關在一起，挑動雙方發生打鬥。”
“我記得那時警方處理過一批腐敗的獄警。還記得‘韋賽德白鬼子’這個稱呼嗎？”
博斯記起來瞭。他不記得腐敗獄警具體包括哪些人，當時又發生瞭哪些事。過去十來年，縣監獄的各種醜聞一直沒消停過。上一任獄長在聯邦調查局對監獄的調查中屈辱地引咎辭職。他面臨貪腐的審判，幾個手下入瞭獄。貝拉·盧爾德告訴過博斯她必須離開獄警崗位的幾個原因，這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入職的是聖費爾南多警察局這種小分局，她也要離開。
“你為什麼開掉他，而沒有開掉貝拉？”博斯問，“他不是資深一些嗎？”
“他的確資深一些，但我必須為整個警局考慮。”瓦爾德斯說。
“很穩妥的答案。”
“這是事實。你瞭解貝拉。她很能幹。還很喜歡這一行，希望能在事業上做出貢獻。多克韋勒就不一樣瞭……他有點仗勢欺人。所以當馬爾文告訴我可以在市政管理局安排一個人的時候，我留下貝拉，把多克韋勒調瞭過去。我覺得多克韋勒很適合市政管理的崗位，讓人整理草坪、修剪樹籬什麼的。”
馬爾文是市政管理局的執行長官馬爾文·霍奇。局長的回答使博斯想起自己在“割紗工”一案上的失敗，他不禁搖瞭搖頭。
“怎麼瞭？”瓦爾德斯問，“我覺得我做瞭正確的選擇。”
“我不是在否定你，”博斯忙說，“你的選擇很對。隻是在我的問題上你也許沒看準人。在處理這個案子上我出現瞭很多錯漏。我想我太久不查案瞭，已經不靈光瞭。”
“你錯漏瞭什麼？”
“上周五我開車經過前四起案件的案發地——我們已知的四起案子的案發地。按案發的先後順序走瞭一遍。之前我從沒這麼幹過。之所以要走這麼一遍，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啟示，是否能找到這些案發地之間的關聯。但我沒能找到。我去瞭四處案發地，卻連這些房子都帶車庫這麼明顯的關聯都沒發現。”
“有車庫很普遍。事實上，二戰後建的房子都會有車庫。在聖費爾南多，幾乎傢傢戶戶都有車庫。”
“盡管如此，我還是應該能看出來。我敢打賭，我們會發現多克韋勒去這些房子及其車庫，檢查過違章改建和居住情況——他在小隔間的墻上釘瞭違章改建的列表。多克韋勒就是根據那個挑選受害人的。戴面具也是因為那個，受害人會想起檢查時見過他。”
“哈裡，我不付你工資，你不必為自己的錯漏感到內疚。”
“發生瞭這麼大的錯漏，我哪有臉要什麼工資？”
“多克韋勒的事迄今為止隻是推測。我們沒有他是‘割紗工’的絲毫證據。你的推測聽上去不錯，但沒有經過證實。”
“他就是‘割紗工’。”
“說再多遍也並不意味著事實是如此。”
“他最好是‘割紗工’，否則我們還要去別處找貝拉。”
博斯的話語使車上一時間陷入沉默。為瞭不把思緒過多投到貝拉身上，沉默良久以後，博斯開始問其他問題。
“為什麼趕走多克韋勒？”他問局長。
“這麼說可不好聽，”瓦爾德斯說，“每次經費裁減時，我們都會想盡辦法安置他們，或是為他們制訂一個可行的計劃。我之前說瞭，馬爾文給我提供瞭一個市政管理局的職位，我於是就問多克韋勒願不願意去。他接受瞭這個職位，但不是很高興。他希望市政管理局的職位能轉到市警察局，但這根本不可能。”
“他對貝拉和西斯托沒在他之前被裁是否心懷怨恨？”
“不知道你是否瞭解，西斯托是市議會常任議員的兒子，他一定不會被裁，多克韋勒對這點心知肚明。於是他隻能把怨氣發泄在貝拉身上，說貝拉能留下是因為她是個女人，他還問我同性戀的身份是不是給貝拉又加瞭一分。”
局長的手機響瞭，他飛快地接通瞭手機。
“直接講。”局長說。
他聽瞭一會兒，然後報出索格斯區斯托寧頓道上的一個地址，讓博斯記下。博斯知道那個地方，對多克韋勒就是兇犯更為確定瞭。
“有意思，”局長對著手機說，“把地圖上的方位標出來。打電話把特別行動隊的人叫來。我們在那兒有發現後，再決定要不要他們過來。所有人集中後，再發個短信給我。”
博斯知道特別行動隊相當於警方的特種部隊。行動隊隊員來自局裡各個部門，都接受過高標準的武器訓練，經歷過各種危急事態。
瓦爾德斯掛斷手機。
“在跟蹤器上找過那個地點嗎？”他問。
“不用，”博斯說，“我已經知道該怎麼去那兒瞭。那個地方在哈斯克爾水渠，我和貝拉周六去那兒找過‘割紗工’用的刀子。”
“別開玩笑瞭。”
“我沒在開玩笑。多克韋勒就是我們要找的人。那把刀原來的主人報告說刀在傢裡的車道上失竊瞭。他告訴我們，當時街對面住著縣治安辦公室的警察。多克韋勒也許認識住在那兒的警察。也許他見過刀的原主拿刀的樣子。我不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我知道這不會隻是個巧合。世上沒有那樣的巧合。偷刀的人就是多克韋勒。”
瓦爾德斯點點頭，他相信多克韋勒就是他們要抓的人。
“哈裡，這就對上瞭。”他說。
“希望現在去找貝拉還不晚。”博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