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讀瞭董仲舒的第一道對策，非常欣賞，隨即又對大傢提出瞭一輪新的問題：“我聽說大舜治理天下的時候，這傢夥成天溜溜達達、遊手好閑，可也真怪，天下居然太平無事！要說大舜是我們當領導的榜樣吧，可大聖人周公卻搞的是另外一套：天天忙得不可開十十交十十。結果呢，天下一樣太平無事。我可真是納瞭悶瞭，這治理國傢到底有沒有一定之規呀？讓我們做領導的學哪個才對呀？
“再有，上古那些勤儉的領導連旗子都省，可到瞭周朝，領十導十人卻大興土木，大搞歌舞。真把我給搞暈瞭。就連至理名言也各說各的理，有說‘美玉不需要雕琢’，也有說‘沒有華麗的排場就不足以輔佐德政’，這互相之間明明是矛盾的呀，我該聽誰的才好呢？
“商朝為瞭懲治犯罪，用瞭嚴刑峻法，整起人來狠著呢，可到瞭周朝，周成王和周康王廢棄刑罰四十多年，監獄全都空瞭。這就夠矛盾的吧，可秦朝采用瞭商朝的辦法，嚴而又嚴，天天搞嚴打，搞得全國人口銳減，就像遭瞭自然災害似的。
“我這個皇帝很發愁呀，古代聖王用的招兒都是互相矛盾的，這不是存心難為我麼！我朝思暮想，我輾轉反側，想的可都是我的事業呀！我是個很有事業心的年輕人。我自己覺得，治理國傢的關鍵在於兩點：一是搞好農業，二是任用賢人。我可不是光在嘴上說說，我當真都去做瞭：親自去種田，給農民做出好榜樣，鼓勵孝悌行為，尊重有德之人，我還派出瞭很多使者，去慰問窮苦人傢，救濟鰥寡孤獨——哎，你們還別不信，這可都有錄像作證，那些老百姓感動著呢，對我千恩萬謝的。他們能不謝我麼，他們得的那點兒好處可都是我萬歲爺開恩賞給他們的！（說句心裡話：就算我不開恩，他們也不能怨我不是？再說瞭，社會上總得有點兒窮苦人傢才好，如果沒有他們，政客們上哪兒去展示滿腔高貴的同情心呢？）可我著急呀，能想的辦法都想瞭，能使的招數都使瞭，可怎麼看不見明顯的效果呀？現在這世道，唉，別提瞭，十陰十陽十不調，黎民過不上安穩日子，到處都是寡廉鮮恥之人，榮辱觀錯位，好人壞人分不清，真真假假看不明，所以我才特意召集你們這些五湖四海的傑出人士，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可，可，可你們，你們實在太讓我失望瞭。瞧瞧你們，一百多號人，打麻將能湊三十桌瞭，可提的都是什麼意見，不是不著調的就是不著調的！難道因為你們心存顧慮嗎？放心，我這可絕對不是引蛇出洞，大傢有話就說，有什麼說什麼，我不會找你們秋後算賬的！”
漢武帝言辭懇切，這次提問的重點是：第一，古代聖王在治國的方針上是貓有貓道、狗有狗道，完全沒有一定之規，可全都達到瞭良好效果，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漢朝的政治方針又該學十習十哪位前輩才對呢？第二，我自己現在抓瞭農業，抓瞭用人，我覺得這都是治國的重中之重，可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見效果呢？
——這兩個問題如果讓我來回答，容易得很。關於第一個問題：什麼大舜垂拱而治呀，什麼周公吐哺呀，全是扯淡，那都是後人要麼托古改制、要麼借古諷今給編出來的。大舜有沒有這人還不一定呢，即便真有，他那時候也還是原始氏族社會呢，跟漢朝完全不具可比十性十；至於周公，說他制禮作樂，設計瞭一套完美周密的政治藍圖——忘瞭前邊剛剛講過的嗎，人類是沒有這種能力的，雖然完美周密的設計確實是有的，但把這種設計全面付諸實施，並且取得良好成果，這種事直到二十一世紀也從來沒發生過，而且已經被學者們證明為不可能瞭。休謨講過一句至理名言：“法律先於國傢而出現”，社會的十習十俗、規則，很多很多都是自發形成的，是緩慢成型的（其中也包括一度被盧梭認為“天賦”的人權——回憶一下洛克，他在《人類理解論》裡說：“人心中沒有天賦的原則”），周公制禮作樂充其量是在舊有十習十俗的基礎上改造、總結瞭一下而已。還有，周公那個時代也剛剛才進入封建的門檻，和漢朝一樣是沒有可比十性十的。
對瞭，這裡順便提一句：大傢一般都以為老子強調無為而治，其實並不盡然，儒傢也是強調無為而治的，像儒傢推崇的聖人十大舜，他的風格就是“垂拱而治”，《論語》裡孔子還說過“以德治國，就像北極星，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動不動，所有星星都圍著它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就是說，領導不必費心去抓具體工作，隻要自己是個道德完人，那就會很快地感染身邊的人，而身邊的官員如果都被感染瞭，他們也一樣會感染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所以，搞政治就像鬧非典，領導什麼都不用做，隻要當好非典源就行瞭，非典病毒會很快傳染給身邊的官員，官員們再把病毒傳染給治下的百姓，用不瞭多久，全國上下就全非典瞭——這就是以德治國的邏輯。這個邏輯最怕反推：當領導號稱自己“以德治國”的時候，你發現老百姓滿是刁民，地方官滿是蛀蟲，你反推出這都是因為最高領十導十人缺“德”——嗯，邏輯雖然成立，可你的小命難保。
董仲舒當然不會像我這樣說話，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皇上您說的那些古代聖王，確實是既有廢寢忘食的，也有好逸惡勞的，事情也確實不能一概而論，不是說廢寢忘食的就一定光榮，好逸惡勞的就一定可恥。他們治國的大方針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沿著我前邊說的那條“道”在走，之所以勞逸有別，是因為時代有不同啊。堯當老大七十年，天下大治，舜接瞭堯的班，什麼都不做，隻由著社會按照慣十性十向前發展就足夠瞭，實在是堯給打的底子太好瞭。可周朝推翻商朝，商紂王留下來的卻是個十足的爛攤子，任誰也沒辦法“垂拱而治”，於是，領十導十人不得不風風火火、廢寢忘食。
董仲舒接著解釋聖王大搞形式主義的問題，說：從《春秋》來看，政權十十交十十替的時候，新政權應該改變歷法，改變服裝和飾物的顏色，以此來表示接受瞭新一輪的天命。所以，建築呀、歌舞呀、旗幟呀，在這些東西上多費些心思可並不是窮奢極欲呀。孔子既反對奢侈，也反對吝嗇，他不是說什麼“奢則不遜，儉則固”麼，所以，太節儉瞭，太摳門兒瞭，這都不是聖人喜歡的。（看，艱苦樸素、勤儉節約，這可都不是正統的儒傢觀念呦，人們最早有這種誤解恐怕是被顏回和原憲這兩個窮光蛋楷模給害的。）
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形式主義”確實有著安定人心的作用——從宏偉的方面來說，正如貝格爾所謂“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聖的特征……從歷史看，人類的世界大多數都是神聖化瞭的世界，事實上，似乎首先隻有借助於神聖者，人才有可能設想一個宇宙”，i從實用的方面來說，這就好比一傢公司新換瞭領導，首先得搞搞表面文章：把辦公樓重新裝修一遍，以前是紅色的主色調，現在改為藍色，給員工每人發一套全新的制十服，顏色、款式也和以前大有區別，哪怕任何實質十性十的工作都沒做呢，這也可以輕易地全部營造出一副煥然一新的新氣象，同時暗示每一個員工：我們和過去告別瞭，從此進入新領導的新時代瞭。
可別以為這隻是搞搞形式主義而已，事實上，形式的重要十性十經常遠遠大於內容——好比說佛教吧，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佛經全都失傳瞭，對寺廟裡香火恐怕不會有一點兒影響，但如果修廟造像和各種開光呀、超度呀之類的儀式全不搞瞭，會有什麼後果可想而知。
而說到漢朝，都說漢朝初年休養生息，可就在漢高帝劉邦平城兵敗剛剛回到長安的時候，就看見蕭何在大興土木，把皇宮建築群的規模搞得奢華無比，大有不讓後人之勢。劉邦越看越氣，質問蕭何：“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的回答是：“正因為天下未定，才應該大建宮殿，況且天子以四海為傢，宮殿不壯麗不不足以立威。”這話果然在理，劉邦馬上又高興起來。ii
蕭何話中的“四海為傢”這個詞現在已經變成瞭四處流十浪十的意思，古人的原義是說“四海之內都是皇帝的傢”——把馬三立的“黃土馬傢”等比放大，也就是專制皇帝的“四海皇傢”。
蕭何這話說得簡略，“正因為天下未定，才應該大建宮殿”，為什麼呢，他沒說原因。其實原因很簡單：以安民心。——我年輕時讀《摩西五經》，對那些人民群眾的所作所為總是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放著個那麼神通廣大的上帝還不安心，偏要時不時地造出個神像來膜拜一下，折騰得摩西這位領袖兩頭救火，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很久以後才想通瞭：當年上帝嚴禁偶像崇拜，“摩西十誡”裡就有這一條，可老百姓的心理是一定要有個高大巍峨的東西來膜拜的，不然心裡就不踏實，而基督教嚴禁給上帝造像，把大傢搞得沒偶像可拜，十逼十得他們隻好另覓途徑。而蕭何就深明此理，所以才在宮殿的修建上不惜工本。這真是很有諷刺意味，人們總是嘴上希望統治者平易近人，可心底卻深深膜拜著那些高高在上的傢夥。後來王夫之論及此事，說蕭何的話雖然鄙俗，卻未嘗不是人之常情。遊士們都十愛十往王公巨卿的門口跑，並不一定是因為他們能在那裡討到富貴；道教和佛教的寺觀金碧輝煌、笙吹鐘鳴，諂媚之人匍匐在地以求保佑，他們未必就是真心信仰道教或者佛教的教義，隻不過是被那金碧輝煌與笙吹鐘鳴所感染罷瞭。帝王的愚民之術也是一樣的道理。iii
形式主義不僅要搞，而且要常搞，在改朝換代這等重大事情上就更要大搞特搞。事實上，儒傢的專長就是形式主義，而形式主義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意義極其重大——我們現代生活裡種種形式主義的痕跡：開張剪彩、婚喪嫁娶、開幕式、閉幕式、簽約儀式、電十影首映式、新專輯首發儀式，等等等等，在原本都屬於儒傢的專業范圍，從這層意義上說，專業的司儀、主持人、DJ，這些人都可以被命名為“新儒傢”——大傢可別以為“新儒傢”都是梁漱溟那樣的大學者，不是的，梁漱溟他們隻能說是儒傢學說的研究者和學術繼承人，真正在現實生活中起到儒傢功用的其實是那些司儀和DJ，而儒傢思想的重中之重其實也就在這個“儀式”上邊，這一點留待後文再作詳說。至於現在講到的這個王朝開國的儀式，改黃歷、換logo和整體VI，看似幼稚，其實實用意義很大——在東漢的儒傢官方權威典籍《白虎通義》裡專門提到過這些形式主義工作的偉大意義：這是告訴大傢十江十山換主人瞭，現在的主人和上一朝的主人沒有繼承關系——這點很重要哦，十江十山不是從前朝繼承下來的，而是從老天爺手裡接過來的，老百姓們都得明白這一點才行！我們來看《白虎通義·三正》這一節：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
翻來覆去地引經據典，無非是強調這一句“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向大傢表明我這改朝換代是老天爺安排的，可不是我從上代王朝手上搞過來的。這個邏輯可值得我們萬分留意，這裡分明在說：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幹的，十十交十十接的兩者之間絕對沒有繼承關系。如果這個邏輯在古代當真被人們普遍接受的話，這就意味著：一個有著延續十性十的“中國”的概念其實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漢朝就是漢朝，唐朝就是唐朝，每個朝代分別是每個皇室的獨立的私有財產。於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說》裡詳細說明過的那個道理：下一個朝代不會以上一個朝代的版圖作為自己王朝版圖的合理依據iv，比如說，劉傢王朝的財產是一千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到瞭李傢王朝，土地變成瞭五百萬平方公裡，但李傢王朝沒有理由去說“劉傢有地一千萬平方公裡，所以我們李傢也應該擁有同樣范圍的土地”，這就沒有道理瞭，畢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時代裡，每個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財產，而既然是私有財產，自然可以被物主隨意處置——送給外國也好，幹脆放棄不管瞭也好，怎麼處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劉傢的私有財產和李傢的私有財產之間並不存在繼承關系。
作為現代人的我們恐怕不大容易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是：從前（清朝、明朝，甚至更早的朝代）屬於中國的地盤，現在自然也該屬於中國。所以我得強調一下：別拿現代眼光去想古代問題，古人那時候一般都沒什麼“中國”的觀念，隻有各個王朝的觀念。——順便一提的是，即便說“春秋大義”當中的“華夷之辨”部分地消解瞭《白虎通義》上面引文中的“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的意義的話，那麼，蒙元和滿清的正統十性十便該受到質疑瞭，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難道蒙元和滿清的領土規模有理由成為後面的時代裡新政權的領土依據嗎？——這是個兩難的問題，如果承認為“是”，那就否定瞭《白虎通義》裡“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的正統理論，也否定瞭“春秋大義”裡的“華夷之辨”，更給未來開瞭個以現實論歷史的口子；可如果承認為“否”……
如果是在漢朝，無論西漢還是東漢，這問題的答案必定為“否”，新舊兩個王朝之間的關系是一定要被強調為“不屬於繼承關系”的，所以，改黃歷、換logo和整體VI，都是在向大傢強調這個概念，形式主義是一定要搞的。
註釋：
i [美]貝格爾：《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第35頁。
ii 《漢書·高帝紀》：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 ：“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傢，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說。自櫟十陽十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十陽十。
iii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漢高祖第十三”：“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傢，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遊士之屨，集於公卿之門，非必其能貴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釋、老之宮，飾金碧而奏笙鐘，媚者匍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也，莊麗動之耳。愚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戢而熒其異志，抑何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
王夫之隨即又談到古代聖王搞形式主義並非愚民，而是必要的道德手段：“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見民情之所自戢，而納之於信順已。奏九成於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即其歆動之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進之、退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愜。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榮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十精十意，愚不肖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蕭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
iv 我們不妨以謹慎的邏輯來參考一個經典的解答：
作為《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主編，譚其驤曾在1981年的"中國民族關系史學術座談會"上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你們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時是怎樣劃定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的；也就是說，對歷史上同時存在的許多國傢地區和民族，你們是如何區別中外的？哪些算中國，哪些不算，標準是什麼？"
譚其驤的回答是：
我們是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范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簡單的回答就是這樣。超出瞭這個范圍，那就不是中國的民族瞭，也不是中國的政權瞭。
為什麼作出這樣的決定？我們的理由是這樣：
首先，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范圍。......這不是說我們學瞭馬列主義才這樣的，而是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後一時期就不能拿前一時期的"中國"為中國。......
第二個問題。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范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范圍。我們應該采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我們認為十八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范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至於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范圍瞭，二十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瞭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的疆域瞭。（譚其驤：《長水粹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7頁）
另外參看顧祖成編著《明清治藏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1999年第1版）第4頁，這也是個很有代表十性十的觀點：“在中國‘多元一體格局’數千年歷史演進過程中，邊疆各少數民族及其建立的地域十性十政權，不管處在什麼歷史演進階段，也不管當時是否納入中央政權的直接管轄，都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傢歷史演進中不可分割的組成環節，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可以拿來並觀的是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裡關於“夷夏之防”給自己作的辯解：“在逆賊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盛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