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孟子又引用瞭《詩經•豳風》中周公所著《鴟鴞》的詩句——“迨天之未十陰十雨，徹彼桑土(音杜，桑樹之根）”，以及孔子對這詩的評論——“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傢，誰敢侮之”，以闡明孟子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等政治思想和主張是繼承周公、孔子之學，是有所根據的，強調他自己這個主張是正確的，是顛撲不破的。
周公作這首詩，是借小鳥營巢護居的情形，來說明治國的道理。有一種很會營巢的小鳥，在風雨還沒有來的時候，就去把柔韌而帶有濕土的桑根皮銜來，纏結補葺巢上通氣和出人的孔道，以防風雨來襲時把窠巢弄壞。經過這鳥巢下的人們，看到這種努力工作的十精十神和態度，就不會輕視而任意捉弄這些鳥。我們現在常用“未雨綢繆”的成語勸人凡事要事先做好準備，就是從這首詩來的。所以孔子讀瞭這首詩以後，就評f論說:作這首詩的人，真是深懂治理國傢的原則和方法，如果用這個道理來治理國傢，誰還敢再對你有侵略的企圖呢？
換言之，孟子在無形中說，這個治國之道就是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後明其政刑。那麼其他大國也要有所顧忌，就如經過鳥巢下的人，不敢看不起這隻小鳥一樣。
接著孟子的筆鋒一轉，針對當時的齊國現狀發表言論:現在你們齊國也可以說是國泰民安的閑暇之時，可是在這樣正可大有作為的時候，本應該未雨綢繆，明其政刑，而你們齊國上十上十下十下卻因為繁榮安定而昏陶陶地麻痹瞭，懶惰、傲慢、自大、優越感，一味地貪圖安樂享受。這也就是以前提過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中所描寫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繪跔者……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傢敦而富，志高而揚。”最後應是“趾”高氣揚，大概蘇秦為瞭討好齊宣王，而把“趾”字換為“志”字--完全一派驕、奢、十婬十、逸的氣象。
當時豈止齊國情形如此，我們翻開歷史一看，每一代在開創的時候，都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到瞭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孫的手裡，就慢慢不行瞭。政治安定、經濟富庶、社會繁榮之後，逸樂就來瞭，這就開始走向衰敗瞭。
—般傢庭也是如此，祖父那一輩，天寒地凍時尚且赤瞭雙腳，鼻尖被凍得紅紅的，手執鋤頭，在田裡一鋤一鋤地翻土松泥，準備春來播種。到瞭他的兒子這一代，雖然由種田的父親培育上瞭大學，但親眼看見父親的辛勤勞苦，也許自己也下田幫過一些小忙，還知道賺錢的艱辛，所以生活樸實，也努力振興傢業，繼續置產。可是到瞭孫子的一代，在富裕的環境中長大，已不知祖輩、父輩的辛勞艱苦，於是“般樂怠敖”的十毛十病都出來瞭。到他的下一代，不但汽車要最時髦的，還要年年換新，吃喝嫖賭樣樣都來，於是就走向瞭衰敗。也許傳到第五、六代，差不多又要頂著寒風冷雨，佝僂著在田地裡揮鋤頭、踩泥巴瞭。人世間之事，總是這樣反復輪回。
這都是人類的一種惰十性十，傢庭、社會、國傢政治，都在這一惰十性十下循環起伏，十十交十十替興衰。所以孟子在後面說“憂患興邦，安逸亡身”，又說“人則無法傢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一個國傢，沒有內憂外患，沒有困難，就容易滅亡瞭。傢庭、個人事業，又何嘗不是如此？
孟子指出齊國這種“般樂怠敖”的風氣會為將來招致禍害，所以他到瞭齊國力勸齊宣王行王道，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在這裡對齊國所作的評論，就說明齊國該行王道的原因瞭。
於是他下瞭一個定論，也在人生哲學上給後世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個人、傢庭、國傢、世界的災“禍”，未必是神力所降;至於“福”，也不是上天所賜，都是自己造成的。由此看來，有人會說孟子不信神，不信上帝，不信菩薩。孟子究竟信什麼？他是有神論或無神論，我們暫且不論，但是孟子這句話正是世界上任何宗教所奉行的最高宗教哲學。你信上帝而不做善事，上帝也拿你沒辦法，上帝與你接不上線的;信佛的，就姑且算是唯心吧，但明明說心即是佛，此心不正、不善，求菩薩也是枉然。
撇開宗教不談，福與禍，不是外來的，的確都是自己求來的，求福則得福，求禍則得禍。行仁則是求福，不仁則會招禍，這是孟子此處的看法，也是今古不移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