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將講述的，是整個故事最離奇的部分。當然，或許這根本算不上離奇。那天所做的一切歷歷在目，我記憶猶新。我記得自己最後站在櫻草山頂，流著眼淚贊美上帝。可是後來發生的一切，我竟毫無印象。
我對接下來三天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後來我才得知，我並不是第一個發現火星人覆滅的人，好幾個像我這樣的流浪漢早在前一天夜裡就發現瞭這個事實。其中有個男人——是最早的目擊者——還前往聖馬丁斯·勒·格蘭德[86]，設法向巴黎發送電報，而那時我還待在出租馬車夫的車棚裡。自此，這一喜訊立刻傳遍全世界，惶恐不安的千百座城市，瞬間燈火通明，沉浸在狂歡之中。當我站在深坑旁察看的時候，都柏林、愛丁堡、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地的人們都已經得知瞭這個消息。我聽說，人們喜極而泣，紛紛放下手裡的工作，握手致意，振臂歡呼。眾人忙不迭地調度火車南下趕往倫敦，即便身處克魯樞紐站附近，也不得不去物色列車。已有兩周沒有敲鐘的各地教堂，欣聞喜訊，頓時鐘聲響徹整個英格蘭。臉頰消瘦、蓬頭垢面的人，騎著自行車，飛馳在各地鄉間小路，向那些面容憔悴、目光呆滯、深陷絕望的同胞，大聲宣告這個出人意料的好消息。還有食物！小麥、面包和肉制品，穿越英吉利海峽、愛爾蘭海和大西洋，正源源不斷地從對岸運來用以救濟賑災。那段時間裡，似乎全世界所有輪船都朝倫敦駛來。但我根本不記得這一切。我恣意遊蕩——像個瘋子。等我醒來，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好心人傢裡，他們是在聖約翰森林的街道上發現我的。那時我已遊蕩三日，一邊不停哭泣，一邊胡言亂語。他們告訴我，我一直在念叨幾句不著邊際的歪詩：“最後一個活著的人！好啊！最後一個活著的人！”[87]盡管他們各自也是瑣事纏身，卻仍收留照料著我，使我不致傷害自己。我對他們感激不盡，但名字我就不逐一道來瞭。顯然，在我神志不清的這幾天裡，他們已經從我口中得知瞭我的一些遭遇。
等我意識再度清醒之後，他們委婉地將萊瑟黑德的情況告訴瞭我。就在我被困廢墟的第三天，火星人將萊瑟黑德徹底摧毀，無人生還。它們並未遭遇任何挑釁抵抗，卻無緣無故將那裡夷為平地，如同孩子搗毀螞蟻窩，隻為耀武揚威。
如今，他們溫柔地照顧著孑然一身的我，悲從中來時，他們又耐心相勸。我康復以後，又同他們住瞭四天。那段時間裡，我心中湧起一股模糊卻愈發強烈的渴望，想再回到從前生活的地方，看看曾經幸福美好的生活還留下些什麼痕跡。這不過是一種無謂的願望，隻為飽嘗苦難聊以慰藉。他們竭力勸阻我，想方設法打消我的這種消極的念頭。但最終，我仍然無法克制內心的沖動。我鄭重承諾會回來找他們，然後就此與相識四天的摯友道別。我承認，離別之際，我還是不禁潸然淚下。再次回到街道上，那裡不久前還是漆黑一片，詭異而荒涼。
此刻，眾人陸續返回城裡，街道上已是人聲鼎沸，有些商店甚至已經開門迎客。我還看見，一座飲水池已經恢復瞭供水。
我記得，當我鬱鬱寡歡地踏上歸鄉之路，返回沃金那棟小屋時，天空格外晴朗，仿佛上天在跟我開玩笑。街道上已是熙熙攘攘，充滿勃勃生機。行人絡繹不絕，百般忙碌，簡直令人無法相信曾有大量人口慘遭殺害。可是，我後來發現，人們個個面黃肌瘦、頭發蓬亂、雙目圓睜，而且衣衫襤褸。他們的臉上隻有兩種表情——或是神采奕奕、喜形於色，或是不茍言笑、意志堅決。若非眾人臉上的神情，倫敦根本就像個流浪者之城。各大教區委員會正一視同仁地向眾人分發法國政府捐贈的面包。有幾匹幸免於難的馬已是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特別警察佩戴著白色勛章，駐守在每個街角。我幾乎沒有看見火星人造成破壞的痕跡，直到我抵達威靈頓街，才望見爬上滑鐵盧橋扶壁的紅草。
在橋邊，我還看見這反常時期屢見不鮮的一幅對比景象——紅草叢中露出一張紙，被木棍固定著，正迎風飄揚。原來是一張報紙恢復發行的告示，那是第一份復刊的報紙——《每日郵報》。我從衣袋裡摸出一枚銹得發黑的先令，買瞭一份來讀。報紙上大部分版面都空無一字，但負責印刷的那位寂寞的排字工自得其樂地使用鉛字模版，在最後一版印上瞭一則奪人眼球的廣告，內容極為煽情。新聞機構尚未恢復正軌。我並未讀到任何最新消息，隻有一篇報道透露人們對火星人身體結構進行的為期一周的檢查已有驚人發現。此外，文中還宣稱，已發現“飛行的奧秘”，可我當時並不以為然。在滑鐵盧車站，我看見免費列車正在運送人們回傢。最初的返鄉人流高潮已經過去。列車上乘客很少，而我也沒心情同他們搭訕。我找到一個車廂隔間坐下，雙手環抱在胸前，心情沮喪地望著車窗外，灑滿陽光的斷壁殘垣從我眼前閃過。列車剛駛離車站，就在臨時搭建的軌道上一陣顛簸，隻見鐵軌兩旁的房屋都已經成瞭焦黑一團的廢墟。雖然一連兩天雷雨交加，但沿著通往克拉珀姆樞紐站的道路望去，倫敦城仍顯得陰沉晦暗，黑煙遺留的灰塵並未被雨水沖刷幹凈。行至克拉珀姆樞紐站，鐵軌再次中斷。數以百計的失業職員和商店夥計，與普通的挖土工並肩奮戰。我們的列車沿著草草接上的軌道，顛簸著向前駛去。
從那裡經過以後，沿途盡是一派荒涼而陌生的景象。溫佈爾登損失慘重。沃爾頓的松樹林並未著火，似乎是沿線遭受破壞最小的地方。旺德爾河、莫爾河，以及周圍每一條溪流，都長滿紅草，那顏色介於屠夫刀下的生肉和醃制過的卷心菜之間。然而，由於薩裡郡的松樹林過於幹燥，紅草枝條並未攀爬蔓生。在溫佈爾登後方，我目之所及之處，有幾塊苗圃，高聳的土堆包圍著第六個圓筒。一群人站在旁邊，幾位工兵正在裡面忙碌著。土堆上方豎著一面英國國旗，正迎著晨風舞動。苗圃裡遍佈紅草，大片鮮艷的猩紅之中夾雜著紫色陰影，看起來十分刺眼。倘若將視線從前景那焦枯的灰色和陰沉的紅色轉移到東邊連綿起伏的青綠山巒，便會使雙眼頓覺如釋重負。
沃金車站駛往倫敦方向的鐵路仍在修復中，於是我在拜弗利特車站下車，步行前往梅伯裡。路上，我經過當時和炮兵兩人與輕騎兵談話的地方，還途經暴風驟雨中我曾望見的火星人現身之處。出於好奇，我走到路邊，發現纏成一團的紅草蕨葉之中，停著一輛破裂變形的雙輪輕便馬車，旁邊散落著一堆白色馬骨，已被啃得精光。我駐足良久，凝視著眼前的殘骸……
隨後，我穿過松樹林繼續往傢走，林中長滿瞭齊頸深的紅草。我還在那裡發現瞭斑點犬旅店老板的墓地，原來他早已落葬。途經軍事學院以後，我便徑直回到傢中。路過一間農舍時，有個男人站在敞開的門邊，叫著我名字，對我打招呼。
我看瞭看自己的傢，一絲希望在心中閃現，卻轉瞬即逝。傢門被人強行撞開過，沒有上鎖。我走上前去，門便慢慢打開瞭。
門砰的一聲又重重關上。書房的窗簾飄蕩在窗外，我曾和炮兵在這裡守望黎明。窗戶至今仍然開著。塌陷的灌木叢與我大約四周前離開時別無二致。我跌跌撞撞地走進客廳，整棟房屋空空如也。災難降臨的那天夜裡，被暴雨淋濕的我曾蜷縮在樓梯口，如今那塊地毯已經起瞭褶皺，而且有所褪色。臺階上還留有我們泥濘的腳印。
我順著腳印走進書房，發現圓筒開啟那天下午我沒寫完的文稿仍靜靜躺在寫字臺上，上面壓著透明石膏制成的鎮紙。我停駐片刻，認真通讀我這篇尚未完成的文章。這是一篇論文，旨在論述隨著文明演進，道德觀念將何去何從[88]。文章最後一句正是一個預言的開頭。“大約兩百年後，”我如是寫道，“我們或許會看到——”句子在此戛然而止。我記得，差不多一個月前的那天清晨，我是如何心神不寧，又如何起身去取報童送來的《每日紀事報》。我還記得報童進門時，我下樓走進花園，聽他講述“火星來客”的奇聞軼事。
我走下樓，徑直來到餐廳。羊肉和面包還在，但早已發黴腐爛，還有個啤酒瓶翻倒在地，一切就與我和炮兵離開時一模一樣。傢中彌漫著淒涼的氣氛。我這才意識到自己心中那個夙願是多麼渺茫、多麼愚蠢。接著卻出瞭件怪事。“沒有用的，”一個聲音說，“屋裡空無一人。這十天裡從沒有人來過。別再待在這裡自尋苦惱。除瞭你以外，沒有幸存者。”
我不由得大吃一驚。難道我是在自言自語嗎？我轉過身去，看見背後的落地窗打開瞭。我往前邁瞭一步，站在那裡朝窗外張望。
我的表姐和妻子就站在外面，她們與我一樣，既驚喜又害怕——妻子臉色蒼白，欲哭無淚。她輕輕叫瞭一聲。
“我來瞭，”她說，“我就知道——就知道——”
她手捂著喉嚨——身體微微顫動著。我上前一跨，將她緊緊抱在懷裡。
[86]聖馬丁斯·勒·格蘭德（St. Martin's-le-Grand）：倫敦市中心街道，從聖保羅大教堂向北延伸。
[87]引自英國幽默詩人托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最後的人》（The Last Man, 1824）。該詩是對蘇格蘭詩人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 1777－1844）同名作品的戲仿。
[88]指威爾斯1897年發表於《半月評論》（Fortnightly Review）的文章《道德與文明》（Morals and Civilisation）。有關這一話題，威爾斯撰文頗多，後收錄於其專著《預言》（Anticipations, 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