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躍民的記憶深處，1968年的那個冬天發生的事情顯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點兒卷入一場殺人案，至今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1968年是個鬧哄哄的年頭兒，鐘躍民記憶中的背景是紅色的，當時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紅油漆覆蓋起來，上面寫滿瞭毛主席語錄，映入眼簾的是紅旗、紅色的語錄本、紅袖章……總之，紅色成瞭當時的主色調，連每個人的內心都充滿瞭紅色的希望。
鐘躍民至今也沒鬧清，為什麼在1968年的某一天，他和他的同伴們，包括北京機關大院、軍隊大院裡的孩子們，突然像是中瞭邪，腎上腺素激增，一種青春激情和邪惡的混合物猶如一枚炸彈在體內爆炸，在一片紅色的背景下，驟然產生一股兇猛的紅色沖擊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擴散。令人驚異的是，這股紅色沖擊波竟影響瞭他們的一生……
很多年以後，鐘躍民才發現，1968年是個多事之秋，這一年世界上發生瞭很多大事，地球像一隻充滿氫氣的氣球，很危險地膨脹著、躁動著，一個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
這年春天，蘇聯老大哥終於被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惹煩瞭，它認為這個小兄弟再不管教管教就該上房揭瓦瞭。於是蘇聯大批空降部隊和裝甲部隊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權論”理論的指導下，長驅直入，占領瞭捷克斯洛伐克。全世界為之一驚，隨之輿論大嘩。
3月，那個總愛嘮叨“我有一個夢想”的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全世界又是一驚，國際輿論一片嘩然，美國國內幾乎引起騷動。馬丁·路德·金作為名人被載入史冊，他那極富人情味的講演和那渾厚且帶有磁性的男中音從此成為絕唱。
這年5月，浪漫的法國青年也鬧起事來，起因竟然是青年和體育部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的一句對話。這位部長先生去巴黎的農泰爾大學為一個新建成的遊泳池剪彩，碰巧該校社會學系的德裔學生丹尼·科恩-邦迪也是個類似鐘躍民之流的搗蛋鬼，他向部長先生提問為什麼在他的講話和文章裡隻字不提學生們在性方面的問題。部長先生的回答很不中聽，用咱中國人的說法，就叫站著說話不腰疼。他建議科恩-邦迪在欲火中燒時可以跳到水中敗敗火。部長的建議算是捅瞭馬蜂窩，學生們鬧起事來。
這年5月，巴黎的學生們終於起來革命瞭，他們攻擊當權者，要求摧毀“舊秩序”。巴黎的拉丁區一時成瞭古希臘論壇，人人都在抗議，而抗議的對象可謂多樣化，從大學的清規戒律、階級差異到越南戰爭。
5月3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學，引起瞭拉丁區更劇烈的反應。
許多地方被群眾自發性地接管瞭，工人占領瞭工廠，激進的醫生們占領瞭醫學會，演員們關閉瞭劇院，甚至一些神職人員也宣佈他們“革命”瞭。忠於職守的警察則使拉丁區充滿催淚彈的氣味，戴高樂總統終於扛不住瞭，他從後門溜出愛麗舍宮，去瞭他的傢鄉科隆貝。這個消息使學生們有些暈乎瞭，他們相信“革命”馬上就要成功瞭。
巴黎的五月風暴使世界為之震驚，整個西方世界差不多都興奮起來瞭。對於法蘭西人來說，他們幾乎個個都算得上是老革命瞭，他們的革命傳統至少能上溯到1789年，那一年巴黎的市民們起哄般地沖進瞭巴士底獄，愣是把一個偌大的王朝給滅瞭，他們才是革命的先驅。
此時，巴黎的大學生正沿著中國紅衛兵走過的路，熱火朝天地築起街壘，高舉著毛澤東的畫像和巴黎公社的旗幟在大街上沖殺，雄心勃勃地要在歐洲大陸上再來一次“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連吃上帝飯的神職人員也要造反，偉大的哲學傢薩特先生也跟著胡鬧瞭一把，這個世界真是亂套瞭。
然而，世上什麼事總要有個完結。
5月30日，戴高樂總統回到巴黎，在電臺發表瞭講演，他號召人民熱愛自己的國傢。總統先生隻是簡單地告訴人民，再這麼鬧下去，大傢就應該作好心理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物質匱乏。這句大實話比什麼莫測高深的理論都管用，要是革命瞭半天，革得飯都沒得吃瞭，那麼這革命就沒意思瞭，更何況大多數老百姓已厭倦瞭大街上的喧囂。於是他們響應瞭總統先生的號召，把一批繼續在街壘裡胡鬧的孩子拎著耳朵帶回傢，巴黎的五月風暴算是落下瞭帷幕。
成年後的鐘躍民算是明白瞭，難怪當年他像中瞭邪一樣，敢情是誰也沒閑著，巴黎的學生們也不是省油的燈，真折騰起來也是愛誰誰。早知如此，當年“聯動”的弟兄們就該派出聯絡員和巴黎這邊的哥們兒串聯一下，東西方一聯手，興許世界革命就成功瞭。不過，北京的學生和巴黎的學生在同一時刻喊出的口號卻大相徑庭。北京這邊的口號暴力傾向重瞭點兒，不是打算油炸誰，就是要砸爛誰的狗頭，人傢那邊卻彌漫著一股浪漫氣息：
不為面包，為薔薇……
要做愛，不要作戰……
聽聽，玩著玩著就捎帶著把革命幹瞭，真他媽的過癮。
不過，1968年的鐘躍民對法國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他隻是找到瞭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活得很愉快。當巴黎的學生們從街壘裡玩夠瞭回傢時，鐘躍民一夥才剛剛出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