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10個石鼓，是我國傳世的珍貴文物，有“刻石之祖”之稱。刻在石鼓上的文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唐朝初年，石鼓在天興（今陜西寶雞市）三疇原出土，共10個，其形制四圍圓而見方，中間微侈，頂圓底稍尖削，上狹下大，直徑1尺餘，高2尺。在鼓周分刻著10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內容是記述國君遊獵的情況。因此，前人也稱其為“獵碣”。獵碣之名，始見於唐代竇《述書賦》竇蒙註。又因石形似鼓，前人稱刻在鼓石上的文字為“石鼓文”。石鼓文之名，始見於唐代張懷瓘《書斷》。
石鼓出土後，即散棄於野。五代戰亂後散失，宋初又復聚。宋司馬池移到鳳翔府學，亡其一鼓，後經宋向傳師訪求，才又配齊。宋徽宗時移置開封，用金粉塗其文，以示貴重。金人破宋而北掠至燕京。抗戰時期，在馬衡的主持下南遷，抗戰勝利後始運回。石鼓因經歷年久，又經若幹次的搬移，數百次的捶拓，今一鼓字已磨滅，其餘九鼓之文亦多殘缺。
10個石鼓的字數，有人估計原約為600餘字，有人估計為700餘字唐韋應物《石鼓歌》說：“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黑白分。”證明唐代已有拓本行世，但今已不傳。現存世最早的北宋拓本不滿500字。今石鼓僅存200餘字。石鼓傳世的拓本很多，但真贗間雜，以明代安桂坡十鼓齋所藏的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為最佳。
石鼓從唐初起，無論其文字、詩歌、書法都受到歷代學者的推崇和珍視。唐代張懷瓘的《書斷》說：“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倉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韓愈的《石鼓歌》說：”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蘇軾的《石鼓歌》說：”上迫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勃。“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揖》說：”如金鈿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截，自有奇采。“歷代學者對石鼓的稱頌，當不為過譽之辭。自唐迄今研究石鼓的論著浩繁，不下數百十種，石鼓可謂是我國歷史上最為煊赫的刻石。
石鼓制作年代的考證，對我國考古、歷史、文學、文字、書法等方面的研究，關系頗為重要，自唐宋以來，考證學者眾多，但聚訟不決。舉要而言：有周宣王說——唐張懷瓘（《書斷》）、韓愈（《韓文公集》）、竇（《述書賦》）；周成王說——宋董逌（《廣川書跋》）、程大昌（《雍錄》）；東周時秦人說——宋鄭樵（《石鼓音序》）、鞏豐（《丹鉛錄》引）；漢代說——清武億（《授堂文集》）；西魏說——金馬定國（《石鼓辨》）；北魏說——清俞正燮（《癸已類稿》）。
以上各傢所定年代，上至公元前11世紀，下至公元6世紀，上下差1700年。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呢？其原因有二：一為石鼓頌辭中，既無署名，又無官職、年號可考，而且所存相同的實物僅此而已，缺乏旁證，考證極為困難；二為考證學者都隻從一個角度來推測，大多拘於文字字句之間以求之，沒有全面的仔細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鄭樵，他根據石鼓所用“殹”、“蒸”二字屢見於秦斤、秦權，始定為秦鼓。雖然根據不充分，但奠定瞭石鼓為秦刻石的基石。經過歷代學者的大量考證，現我國學術界基本上肯定石鼓為秦刻石，但具體年代仍諸說紛紜。清末震鉤（《石鼓文集註》）、羅振玉（《石鼓文考釋》）、馬敘倫（《跋石鼓文研究》）有秦文公說（前765～前716年）；馬衡（《石鼓文為秦刻石考》）有秦穆公說（前659～前621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有秦襄公說（前770年）；唐蘭（《石鼓年代考》）有秦獻公說（前374年）。我國近現代學者對石鼓年代的考證，由於治學方法科學，因而在其深度和廣度方面均超越瞭前人。現並立的4說中，以秦獻公說在學術界影響較大。下面摘錄唐蘭《石鼓年代考》中的8個結論中的前5個。一則說明唐先生考證的全面有力；再則以見我國現代學者考證方法的一斑：“一、從銘刻的發展說，它應該在戰國中葉，和《詛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二、從文學史的發展說，它跟三百篇，尤其是《秦風》不是同時作品。它的新創風格應在戰國時期，善於模仿，和《詛楚文》接近。三、從新語匯的應用來說，‘吾’字的出現，‘朕’字的消失，晚於《秦公簋》。‘吾’字作‘遫’略早於《詛楚文》。‘’字的使用，應該在戰國，‘殹’字的使用和《詛楚文》等接近。四、從字形的發展說，尤其可以證明它屬於戰國時期，‘四’字已經不作‘’，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後，屬於籀文到小篆的過渡時期。
五、從書法的發展說，石鼓的寫法晚於《秦公簋》而早於始皇刻石，也隻能是戰國時代。“
石鼓的制作年代，其今後的定論，是否從現存並立的四說中擇善而從，或者產生四說之外的可以作定論的新說，將有待我國學術界的進一步研究、考定。（馬賢偉）
註：據新華社西安1991年12月9日電：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已被陜西漢中市政協幹部尹博靈譯成白話。尹博靈認為，石鼓文刻制年代為公元前747年左右，它是以詩歌形式紀贊瞭秦初創時期秦文公20餘年間重大活動的吏實。是中國當今人們還能見到的最古老的紀事體文學系列史詩。
（施宣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