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在“北京地區航空遙感成果展覽會”上，國傢測繪局測繪科學研究所向外界鄭重宣佈：用遙感拍攝的北京景山公園園林平面圖像，酷似一尊閉目盤腿打坐的人像，被人們稱為“景山坐像”，從國傢測繪局1983年拍攝的景山公園平面圖來看，園林北部壽皇殿建築群（今北京市少年宮）
是“坐像”的頭部，大殿和宮門組成眼、鼻、口，眼瞇著，帶笑容，胡須是松柏，肩、胸、手、腿是南部那座山。這個發現一經公佈，立即轟動瞭國內甚至是國外輿論界，不少報刊報道瞭這一消息。“景山坐像”究竟是怎麼回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人為的安排，它表達瞭一種什麼意念呢？它是不是象有些人說的純粹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對這些問題；學者們展開瞭熱烈的討論，其說法大相徑庭，分歧頗多。
有的學者指出：“景山坐像”是人為的，它代表瞭古人的一種永恒的意願。景山公園在北京西城區，故宮神武門對面。元代本為大都城內的一座土丘，名曰青山，明永樂十四年（1416年）為營建宮殿，將拆除的元代舊城和挖掘紫禁城護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萬歲山。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
改名景山。景山公園有五峰，東西排列，古柏參天，風景宜人，身臨中峰，可俯瞰北京城秀麗景色。從種種跡象來看，明人之所以別出心裁地塑造出“景山坐像”，以象征明朝的江山永固長存。
有的學者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景山坐像”並非人為所致，隻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歷史巧合而已。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在自然界、人類社會，這種偶然性是經常在發生著的，我們不能把它和必然性聯系在一起。
“‘景山坐像’或許和明成祖朱棣崇尚道教有關”，有的學者則如是說。在他們看來，“景山坐像”肯定是道教之神，因為坐像頸上戴冠，有胡須，手合於腹前，是道教之神的貌態，與道教的真武大帝像相似，是道傢養生圖示。“景山坐像”建於明朝永樂年間，成祖朱棣奪取瞭皇位，解釋是得到瞭真武帝神的顯助，於是在即位初期就想建宮觀來報答真武神，並讓建築設計者巧妙安排。據史書記載，朱棣特別推崇道教，進行道教建築設計，但這必須尊重道傢意見，得有道士參與。如唐以來，宮廷樂府為道教編撰《玄教樂
章》，就是這種情況。道教秉承朱棣旨意，別具匠心地設計建造出瞭“景山坐像”這一建築奇跡。
還有的學者認為，“景山坐像”和朱棣信奉道教有關，但朱棣未必知道真相，即不知道道教設計建造瞭“景山坐像”。道教在某種程度上不受政治的限制，具有理論意義上的相對獨立性，有時還受到統治者的仰慕。這使他們擁有在設計中的主動決策權及特殊寓意的保密權。“景山坐像”不排除個中奧妙，連朱棣也未必知曉。那末，道教、道傢為什麼要設計為養生圖示卻又讓人不易發覺呢？這就涉及到瞭道教的精華，精髓。道教的經典道藏，所包含的內容十分復雜，但始終貫徹一個意欲——“長生不老”。按“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道教的最高境界就在於修性煉真，以得道成仙。他們在長時期的修煉中領悟瞭這種真諦，並力圖把這種奧妙告知世人。然而，在“神”的限制中，在清高脫塵的心理和觀念的支配下，道傢們認為要得到這種境界是極為不易的，所以他們不願將這些“天機”廉價地送給“俗人”，便絞盡腦汁地設計、建造瞭這一獨一無二的“景山坐像”。這也就是“景山坐像”五百多年後的今天才會引起人們的驚奇的原因。
對於這種觀點，有人持有異議，認為證據不足：（1）明朝營建景山宮殿，在當時無疑是一件大事，更何況此事是明成祖朱棣親自命令所建，如果確系為道傢設計、建造，則必定會在史書中留有相關的記載，可我們在史書中卻始終找不到道傢的建造活動。我們不能因為朱棣信奉道教，就把“景山坐佛”說成是道傢的人為所致。（2）建造這一構思獨特的“坐佛”，是極有難度的，似不可能。說是道傢所建，那他們又是通過什麼方法加以修造的呢？如果說道傢不想將其真諦、“天機”廉價地告訴給“俗人”，本可以采取別的辦法召示“凡界”，何必如此難為自己和“俗人”呢？因此，所謂的“景山坐像”是不存在的。
到目前為止，有關“景山坐像”的一系列問題還在進一步的探討、研究之中，我們堅信：在不遠的將來。這個“歷史之謎”將徹底大白於天下。
（俞奭勛）
泰山無字碑是何人所立？
泰山極頂玉皇殿門外，有一方高6米、寬1.2米、厚0.9米的長方形石表，白中透黃，形制古樸，石上無字，因此人們稱之為泰山“無字碑”。對這方巨碑古人曾有吟詠，“東海長流石未枯，山靈愛寶隱元符。縱教烈焰焚經史，致使秦碑字也無”（明王在晉）。“荒碑無篆跡，山亦解亡秦”（清王乘笑）。“本意欲焚書，立碑故無字。雖雲以身先，大是不經事”（清乾隆皇帝）。從這些詩句看來，泰山無字碑是秦始皇所立，且立碑意在焚書。
泰山無字碑果真是秦始皇所立嗎？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開始第二次出巡，當他進入今山東省鄒縣後，“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這段記載提供的證據確鑿，說明秦始皇在泰山上立碑是刻有文字的，絕不是無字之碑。焚書事發生在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不可能在6年前就有焚書的計劃，可見，無字碑與焚書之舉風馬牛不相及。
秦始皇的泰山碑早已不存。現存岱廟的秦碑，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胡亥詔書，丞相李斯篆書鐫刻的。該碑原立於玉女池旁，高不過四五尺，有222字。宋代劉跂曾摹其文，當時尚可辨認146字。明嘉靖年間將碑移至碧霞祠時，僅剩29字。這方石碑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也是保存李斯手跡的珍品。元代郝經在《太平頂讀秦碑》詩中盛贊李斯的書法“拳如釵股直如箸，屈鐵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勁益飛動，回視諸傢肥更癡。”可見其藝術價值之高。顧炎武在《山東考古志補錄。辨無字碑為漢碑》文中，將秦始皇碑與秦二世碑混為一談，顯然屬考證中的失誤。
泰山無字碑不是秦始皇所立，這是毫無疑義的。那麼，這方石碑究竟為何人所立呢？看來立於漢武帝時是有可能的。
漢武帝即位不久，就有封禪泰山的念頭。據《西漢會要。封禪》記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後不好儒術，使人微詞趙綰等奸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立皆為廢。”這段記載說明漢武帝即位之初其所以未能如願封撣，一是巡狩、封禪的儀式未制定好，二是竇太後暗中所阻，迫使鼓吹封禪的儒生趙綰、王臧自殺，以懲一儆百。這樣，封撣之事便暫時擱下瞭。
司馬相如的死，使漢武帝有瞭舊話重提的機會。司馬相如死後留有一封遺書，力勸武帝上泰山封禪。於是，漢武帝召集五十餘名儒生，討論、起草封禪儀式。竟然數年拿不出方案來，因此，封禪之事又暫擱下。
武帝自公元前141年即位，30餘年後，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終於走出皇宮，踏上登泰山封禪的旅程。武帝到泰山是在公元前109年初，當時“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封禪書》）。這說明武帝確是在泰山頂豎過碑的，但史籍上隻載“立石之泰山顛”，卻沒有“刻所立石”的記載，這又證明武帝所立的是一方無字碑，這方無字碑與現存的無字碑位置相似，是在泰山極頂，極有可能泰山無字碑就是漢武帝所立。
顧炎武力主泰山無字碑是漢武帝所立。他說：“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雲刻石碣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立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指無字碑），秦碑焉得不記？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顧炎武的設問是很有力的，但仍有令人疑惑之處。《泰山志》載《阮氏封泰山論》稱“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王、唐高宗、玄宗、宋真宗、明成袒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也。“意即不是開國皇帝，是沒有資格在泰山刻石紀號的。因此，漢武帝隻能立石而不能刻字。但是，漢武帝可以援引秦二世的方式大頌他的文治武功，不致於僅是為封禪而封禪，而放棄在泰山碑上留下文字的機會的。封禪是封建帝王祭天地的大典，“自古受命帝王局嘗不封禪”（《封禪書》），傳說從上古至周成王時，有72王到泰山封禪，《封禪書》隻記下無懷氏、堯、舜、周成王等十二君王。可以斷言，泰山無字碑絕不是72王中的
某王所立。也有人認為，泰山無字碑原是有字碑，隻是飽經風雨，字被風化剝蝕殆盡，以致無跡可尋。風化說未必可信。現存無字碑石的風化並不嚴重，且在宋朝時才被稱之為無字碑。假設是秦碑，二世碑在宋代時尚可辨認出146字，這方石碑不可能剝蝕得一字無存。若是漢碑，更不會剝蝕得那麼嚴重。筆者雖傾向泰山無字碑為漢武帝所立，但還沒有更充分的證據，所以提出來讓更多的專傢學者去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