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有關他的故事見之於《春秋》左傳。
宣公二年，當時晉國國君晉靈公荒婬暴虐，窮奢極欲，《左傳》中記載“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備，使婦人載以過朝”。身居相位的趙盾，看到晉靈公這樣兇狠殘忍、倒行逆施，對國傢前途憂心如焚，屢次冒死“驟諫”。可是晉靈公不但不聽，反而派武士去暗殺趙盾，未遂，又假意設宴招待趙盾，伏甲欲殺之，又被趙盾侍從提彌明識破，拚死突圍而出。趙盾被晉靈公逼得走投無路，隻得潛出城外避難。不久，晉靈公被趙穿在桃園殺死。趙盾聞訊趕回都城，重新掌握政權。董狐在史書上記載：“趙盾弒其君”，並在朝廷上公佈。趙盾分辯說：“不對，這不是我的過錯。”董狐振振有詞，對他說：“子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趙盾聽瞭隻得長嘆一聲，默然認賬。孔子評論這段史料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即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從此董狐被當作秉公執法，直言書法的良史，後人稱贊董狐的屢屢不絕，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對”董狐“的做法十分贊賞，稱頌他”直筆寫史“的精神。
不過，有一種看法認為，董狐的這種做法不足為取。理由有這樣幾點：第一，殺死晉靈公的是趙穿，而不是趙盾，趙盾不過是趙穿的叔父，硬要叔父為侄子的行為負起責任，那隻能算是“株連”，這種主觀臆斷的株連筆法，真正的“直筆”良史是不會寫的。第二，董狐“為君者諱”，晉靈公的滔天罪孽他不置一辭，隻責備趙盾“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似乎“直”得可以，實際上是故作唬人之詞，完全站不住腳。應該說，趙盾為瞭維護晉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對晉靈公“驟諫”不斷，已經盡到瞭“正卿”的職責，“亡不越竟”，隻能說明趙盾受到瞭晉靈公的殘酷迫害而不得不為之的做法，說明他在患難時還不願逃離本國，關心著自己國傢的命運，怎麼能作為他弒君的事實根據呢？“反不討賊”對於國人皆曰可殺的晉靈公來說，趙穿不弒他，也有其他人會來殺他。當時晉國的百姓都很明白，認為“晉侯自取其禍，非相國之過也”。董狐的做法是有悖幹事實的。
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對於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必須按照當時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來看待，晉靈公雖然不行君道，但從奴隸主階級等級森嚴的制度來看，以下弒上仍然是一種無道行為，趙穿弒晉靈公，趙盾是否事先知道，這不得而知。但他作為趙穿的叔父，趙穿弒瞭晉靈公後，他不加以譴責，反而接受趙穿的迎接，重新登上相位，這在當時看來，仍然是違反為臣之道的行為。趙盾復相位後，大權在握，而且因為趙穿弒瞭晉靈公，朝廷大臣都為之戰栗，太史董狐在這個時候，敢於在史籍上直言“趙盾弒其君”，這是何等的勇氣，因而對董狐的苛求是不公道的。
當然，也有一部分反對以上觀點的人承認董狐具有一定的勇氣，但是他們認為問題在於董狐關於“趙盾弒其君”的記載是錯誤的。他把“合理想象”當成歷史事實，不按照事情的本來面目寫歷史，這是一錯；不直書晉靈公的荒婬暴戾，自取其禍，卻將罪名株連無辜的受害者，喪失瞭史傢應有的正義立場，這是二錯；不顧公論，隻許暴君害民，不許國人反抗，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這是三錯。一個史官，堅持這樣的錯誤記錄而不改，無論表現出多大的勇氣，也隻是“固執己見”，談不上是什麼“直筆良史”。他的做法更不值得後人稱頌效仿。（蔣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