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論語》，論及100多人，受到孔子稱許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為賢人的卻屈指可數，而伯夷、叔齊即在其列。《論語》中曾四次提到他們，但沒有說及他們的身世。《尚書》、《春秋左傳》、《國語》等古籍沒有提到這兩人（《尚書》、《國語》提到的伯夷是另有其人）。到戰國時，《孟子》、《莊子》、《呂氏春秋》和《韓非子》等都很推崇他們。漢代的司馬遷作《史記》，特為他們立傳，且放在列傳之首。唐代的韓愈曾寫過《伯夷頌》，頌揚備重。在歷史上，伯夷、叔齊一直作為高風亮節的典范而流芳百世。
據《史記》本傳，伯夷、叔齊是殷末周初孤竹國君的兒子。孤竹君生前要叔齊繼承君位。他死後，叔齊卻把君位讓給長兄伯夷，但伯夷不肯違背父命，於是先後出走。他們慕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行仁政之名，來到周地，這時姬昌已經去世。不久，武王伐紂，他們叩馬而諫說：“父死不葬，愛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並說伐紂是“以暴易暴”。等到武王得勝，天下宗周，於是他們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餓死在首陽山。死前還作瞭一首《采薇》之歌，頗有怨憤之辭。這是現存最完備的伯夷、叔齊的生平史料。
可是，戰國諸子並沒有說到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兒子，《莊子。讓王》說：“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呂氏春秋。誠廉》中也說他們是“士”。《孟子》說他們避居北海之濱，如《史記》所說是“巖穴之士”，即隱士。地位、身份既有歧見，至於說他們“餓死首陽山”，就更有可疑。
最早提到伯夷、叔齊的《論語。季氏》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隻要玩味一下這段文字，可以看出“餓於首陽”的意思並不是說“餓死”，而是指在首陽山過著貧困的隱士生活，它是針對齊景公的豪華生活而言。《呂氏春秋。誠廉》中也說“二人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皆未提及餓死。
但是《莊子》裡卻多次說伯夷、叔齊是餓死的；《韓非子。奸劫弒臣》中也說“二人餓死首陽之陵”；在《史記》裡說得更具體，他們是恥食周粟，以至餓死，新出版的《辭源》和《辭海》都沿襲此說。
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後人附會之辭。《論語》上並沒有“恥食周粟”而“餓死”的說法。因此，《史記》的說法並不可信。把他們說成“餓死”，應當看作在春秋、戰國那種君不君、臣不臣的殘酷爭鬥的背景下，遊說之士為迎合統治者的忠孝道德觀，或者為放棄名利、遁世絕俗的觀點而進行的一種宣傳。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憤口氣，也與孔子贊許他們“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們所作。
對這種看法，反對者又認為：《論語》雖然未提“餓死”，但稍後的先秦諸子卻皆有此說法，安知不是《論語》脫去“死”字呢？當然，這隻能算是一種推測瞭。所以，伯夷、叔齊的歸宿，直至今天還不能有一個斷論。
（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