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起義時期，捻軍是縱橫於中原的一支勁旅。1864年，天京淪陷，太平軍部與捻軍結為一體，在豫南地區進行整頓與改編，組成瞭以賴文光、張宗禹、任化邦等為首的一支新捻軍。
由於太平天國失敗，全國農民起義力量失去瞭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起義雖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絕、孤立無援。滿、漢地主階級沆瀣一氣，加緊圍剿新捻軍，新捻軍的活動愈益艱難。為瞭適應新的鬥爭形勢。1865年至1866年，由賴文光和張宗禹分別率領，新捻軍曾兩次分軍又兩次會合。
1866年秋，新捻軍從山東返回河南。賴文光“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太平天國》叢刊第2冊），決定派張宗禹、張禹爵等率領一部分新捻軍往陜西、甘肅聯合當地抗清回民起義軍，以為犄角之勢。新捻軍由此分軍兩部：由張宗禹、張禹爵率領向西北進軍的一部稱為西捻軍，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轉戰於中原的一部稱為東捻軍。
新捻軍分為東、西兩軍是捻軍史上的一件大事。東、西捻軍於何時何地分軍？據現在見到的資料，大約有三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分軍。《淮軍平捻記》說：“賊首張總愚、任柱、賴汶洸分道各竄，遂為東西二股，世號東捻、西捻”，“張總愚率股自中牟竄許、陜，經靈、閿入秦是為西捻；而任柱、賴汶洸一股復由豫回竄東境，是為東捻，二股自此遂分”。
時河南巡撫李鶴年向清政府奏報，也稱在中牟分軍：“逆捻自中牟南竄，旋分兩股：東股任、賴等逆由陳留、蘭儀、考城竄向東北，擾及金鄉以南；西股張逆南竄許州”（《剿平捻匪方略》）。李鶴年是同捻軍交戰的豫軍頭目，他的奏報應較為可信。直錄總督劉長佑在《捻匪東西分竄片》奏報中與李鶴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軍紀略》等記載可作旁征。
一種說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在河南許州（今許昌）分軍。這種說法主要見於當時負責鎮壓捻軍的清朝欽差大臣曾國藩的信函。曾國藩《復劉子恕太守》記：“不料賊至許州等處，分為兩股：張逆則由禹州西竄汝、洛，任、賴則由鄢陵東竄曹、考。”在另一通《復李幼泉副郎》函中，曾國藩據各處探報，亦記在許州分軍。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曾國藩在《匯報近日軍情折》中說：“竊捻逆全股，由山東曹州竄回預境杞縣、扶溝等處，臣於九月十三日馳奏在案。維時尚不知賊分兩股之說”（《曾國藩全集。奏稿》二十五卷），此折中又提到捻軍“攻撲許州”。據此，捻軍分軍在“杞縣、扶溝等處”，但是此折並沒有排斥在許州分軍。
曾國藩於1865年5月被清政府任命為剿捻的總頭目，奉命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曾國藩四佈坐探，情報靈通，他對於他的主要敵手捻軍的行蹤，尤其是捻軍分軍這樣一件大事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另一種說法是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於河南陳留、杞縣分軍。這種說法主要見於《湘軍志》、《湘軍記》等史料。曾國藩在奏稿中也曾提到在杞縣分軍。《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明確記載：1866年10月20日（陰歷九月十二日），“捻在河南陳留、杞縣復分為二支”。《清史稿》記河南巡撫李鶴年曾“親赴陳留、杞督戰”，但沒有提到捻軍在陳留、杞縣分軍。
由此看來，分軍時間三說為：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五日。分軍地點三說為：河南中牟、許州，陳留、杞縣、扶溝等處，其資料來源均較可靠。有的同志以為，捻軍分軍是一件大事，似不可能商定將某天作為分軍日，或在某天迅將軍隊一分為二，所以分軍時間可能在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五日。關於分軍的地點，由於新捻軍主要采用流動作戰方式，忽來忽去，飄泊不定，因此分軍不一定有具體地點，也不一定局限於某地作為分軍地點。從地圖上看，許州、中牟、陳留、杞縣四地構成一個三角地帶，分軍有可能是在這三角地帶流動作戰中完成的。但這僅僅是一種推測。
新捻軍分為東、西捻軍是戰略上的失策。東、西捻軍分軍後，不僅未能互為犄角、相互支援，反而削弱瞭捻軍的力量。東、西捻軍被迫在兩個戰場上分別對清軍作戰，勢孤力單，給敵人造成瞭各個擊破的機會。新捻軍分軍是捻軍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由於資料記載不一，捻軍究竟於何時何地分軍還是一個懸案。（華強）
石達開在大渡河畔寫的信是給誰的？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在分兵出走之後堅持進圖四川、自立一國，結果在大渡河畔被清軍與土司緊緊圍困，成為釜中之魚。石達開率部左沖右突，未能血戰脫臉。於無可奈何之際，石達開命軍師曹偉人給清軍寫瞭一封信。信中說：“竊思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舍命以全三軍，義士必作”（《太平天國文書匯編》），要求清軍赦免他的部下。信寫成後，用箭射人駐守在大渡河對岸的清四川重慶鎮總兵唐友耕軍營中。關於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說是重慶鎮總兵唐友耕，有人說是四川總督駱秉章。
1908年，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為其父所編《唐公年譜》問行於世。年譜中附錄瞭石達開的信，說這封信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也就是說石達開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關於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的事，《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一文記載最為詳細。文中說，石達開於“四月二十三日，以書射達北岸唐友耕營”，“唐得書，不敢奏亦不敢報。石軍不得覆”。根據此說，唐友耕收得石達開信後，隱匿不報，也未給予石達開回復。
1935年，四川滬定西沙河壩農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發現石達開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農報》發表，標題作《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收信人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蕭一山撰《翼王石達開致清重慶鎮總兵唐友耕真柬偽書跋》，認為《農報》發表的《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是錯誤的。他說，他在成都黃某傢中曾親見致唐友耕“真柬偽書”一通，系用翼王所遺之柬帖轉抄的。蕭一山斷定《唐公年譜》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可靠的，該信確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廣東文物》從蕭一山的說法，載有《石達開致唐友耕書》著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種《太平天國》所輯此信據《廣東文物》排印，故而唐友耕為收信人的說法流傳較廣。
簡又文先生認為紫打地農民高某發現的“三遺函，其致王千戶與致唐友耕兩通，……可認為真品”，說法與蕭一山不同，但認為石達開致唐友耕信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見之《唐公年譜》，尤為可信”（《太平天國全史》中冊）。羅爾綱先生對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一事十分懷疑。他認為唐鴻學將原收信人駱秉章盜改為唐友耕，其意圖是要為其父臉上貼金。
石達開信中說：“惟是閣下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能依請約，即冀飛緘先覆，並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貽誤，否則閣下遲行有待，我軍久駐無糧……”（《太平天國文書匯編》）。羅爾綱指出，石達開信中“肩蜀巨任”的話，應是對身為四川總督、擔負四川全省重任的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隻管重慶一鎮的綠營兵唐友耕說的。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李永和、藍大順在雲南昭通府起義。時唐友耕為起義軍中的一個小頭目，後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達開是不會寫信向他請求赦免三軍將士的，何況唐友耕也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唐鴻學知此有破綻，故將“肩蜀巨任”改為“當得巨任”。石達開對唐友耕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石在信中怎麼會稱唐為清朝大臣呢？石達開說“並望賁駕遙臨”，此話顯然是對遠在成都的四川總督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說的。唐鴻學將原信改為“拜望臺駕近臨”。又，石達開信中還有“閣下如能依書附
奏清主“的話，而當時總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種種破綻，可以證明此信是寫給駱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據李左泉《石達開涐江被困記》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達開涐江被困死難紀實》，其中附錄有石達開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據土千戶王應元幕僚許亮儒遺著《擒石野史》筆記潤色重編，來源可靠。
羅爾綱認為，《農報》所載高某發現的鈔本及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涐江被困死難紀實》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真實的，是未經唐鴻學篡改過的。石達開這封信的收信人應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奇怪的是，石達開這封極為重要的信，當時駱秉章、唐友耕在公私文件中均未提及。加之信末署“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此時石達開已成階下囚，正在解往成都的途中，顯然與史實不符。有人認為，石達開的這封信可能是偽造的。
王慶成撰《石達開大渡河覆敗事實》認為，石達開這封信來源於多方面，“表現瞭它不可能出於某一人的偽造”。王先生經過周密考證，說：“盡避駱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從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們得到瞭這封信”。（《石達開論集》）石信中要求“賞駕遙臨，以便調停”，駱秉章委派四川佈政使劉蓉親臨前線，即是對於這一要求事實上的回答。唐友耕收石信後隱匿不報的說法看來不確。清方不但收到瞭石達開的信，並且利用瞭石的要求與願望設密計對石進行誘降。因為所設密計太不光彩，所以俘獲石達開以後，駱秉章、唐友耕之流需要否認這件事的存在，因而對石達開信函的內容不能不諱莫如深或者語焉不詳瞭。
（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