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有明確紀年的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之“共和”元年。這一年（公元前841年），西周鎬京的“國人”因不堪厲王的暴政，舉行瞭暴動，結果是厲王被逐於彘（今山西霍縣），天子大權由他人執掌，直至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然而，“共和”年間執掌國政者是誰？這個問題歷來就有兩說：一說是周公、召公；一說是共伯和。
前一說源於《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此“共和”兩字，前一字為副詞，後一字為動詞，意謂兩公和衷共濟，代周王行政。從司馬氏說的古代著名學者不少，如韋昭（《國語解》）、杜預（《左傳註》）、司馬光（《稽古錄》）、李贄（《史綱評要》）等。後一說源於《竹書紀年》：“共伯和幹（奪）王位”。此謂因共伯和其人代行王政，故而稱“共和”。從《紀年》之說的學者亦不少，如酈道元（《水經註》），蘇轍（《古史》）、羅泌（《路史》）、顧炎武（《日知錄》）、梁玉繩（《史記志疑》）等。延至現代，史學傢們的觀點仍分為兩派。范文瀾、李亞農、林漢達等學者認為從《史記》說為當。他們認為，當時“國人”起而暴動，僅限於反抗厲王過度的暴政，本意並非要推翻文武以來的王統，隻指望由較厲王仁賢的統治者來代替厲王。當時，周公是宗周的第一傢貴族，召公是第二傢貴族，並且曾諫阻厲王勿以暴虐弭謗。周、召二公得到國人的擁戴是很自然的，貴族共和在當時實不失為是一種適合情勢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據史籍所載，共伯和是衛釐侯之子。《史記。衛康叔世傢》載：衛釐侯卒，長子共伯餘即位，其弟伯和襲殺其兄，奪得衛主之位，此即為衛武公。然而，據《史記》年表，衛釐侯十三年，厲王出奔。釐侯二十八年（前827年），周宣王立。
衛釐侯四十二年（前812年）釐侯卒，共伯和（武公）嗣位，然而，此時已是宣王十六年。也就是說，厲王出奔時，釐侯尚在位，共伯和還隻是侯國的一個世子，年歲亦小。在春秋時期，世卿權重，尚不敢幹諸侯之位，共伯和作為侯國一世子，在嫡長繼承制極端嚴格的西周，豈能輕易一躍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書多載共伯和有賢名。如《呂氏春秋。開春論》載：“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又《魯連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但正是這位甚有賢名的共伯和，同時犯下瞭殺兄和奪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風捉影之說，以訛傳訛瞭。
郭沫若、顧頡罷、尚鉞諸人則認為當從《紀年》。他們認為，共伯和乃海內皆知好行仁義之人，因而在厲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動蕩之際，“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魯連子》），恰好合乎當時人的意願。當時他雖然尚是世子，仍可“幹王政”，《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載有厲王被逐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之語，杜預註“間”為“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其雖未言明“釋位間政”者是誰，但可推知必是在外諸侯。孟康註《漢書》雲：“共伯，入為三公者也”也可作為證明。進而言之，《國語》有“昔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的記載，武公年95歲作《懿戒》，其卒年必不在此年。假若就在這一年，則據《史記》年表為平王十三年，推算知其當生於“共和”紀元前十九年，至“共和”
元年已20歲。如享年百歲，則“共和”之始年25歲。大凡有過人才智者，不必定待及壯年而後才有所為。何以斷言身為世子的共伯和年僅20，就不能“幹王位”？當時國勢顛蕩，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勢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們雖顧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讓共伯和幹政的可能。從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來否定他曾幹政，也是有失偏頗的。歷史上每一種新的進步無不表現為對某種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微的、但習以為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純粹的道德化標準不能作為解釋與衡量歷史是否進步的最高標準，更何況是在討論對於暴虐的周厲王進行取代這一具體問題上。共伯和不殺太子靜，後又還政於宣王，這種審度時勢而定進退，尊而不喜，廢而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傢風度與才能的表現。
司馬遷照理是應讀過西漢所存戰國時的書的，《史記》錄自《呂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諸子書中記載不少，他必無不知之理。但為什麼他要滅沒共伯和“幹王位”之事，而別創周、召兩公“共和”之說呢？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司馬氏以為攝行王政是一件大事，而這樣的大事不見於孔子之書不足信，於是就把共伯和幹政之說視為百傢雜說，刪去瞭共伯和幹政之事，但“共和”紀元不能廢，於是他循周初成王時周公旦代行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說。兩說並存久遠。現在一般的通史或歷史教材有取《史記》說（或將《紀年》說作為備註附於此說之後）；有取《紀年》說；有的幹脆不註明誰人執政，隻言“諸侯共管”。兩說至今仍難確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間執政者是誰，也就成瞭至今難解的一個謎。
（金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