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爭的導火線
1894年春，朝鮮全羅道爆發農民起義。在東學黨的領導下，起義者舉起“盡滅權貴”、“逐滅洋倭”的革命旗幟，反對國內封建剝削，反對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6月1日，起義軍占領全羅道首府——全州，各地農民紛紛響應，起義勢力逐漸波及全國，朝鮮封建王朝驚恐萬狀。
東學黨起義後，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為借口侵朝的良機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也向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議：“東學黨勢甚猖獗，韓兵不能鎮壓，目下趨勢必向清國請求援兵，清國政府必容納此種請求。我國如欲保護在韓臣民，維持帝國均勢，殊有出兵之必要。”①
中國方面，李鴻章開始並不主張出兵朝鮮，但當時清朝政府派駐朝鮮的商務大臣袁世凱積極主張派兵“助剿”，並援引日本駐朝使館譯員鄭永邦所說“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府必無他意”②等語，鼓動李鴻章派兵赴朝。這樣做正好上瞭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為中國一旦出兵，日本便有瞭出兵的借口，進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預設的戰爭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鴻章接到朝鮮政府關於“酌遣數隊，速來代剿”①的正式請求，隨即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連同已在仁川的“平遠”號共計三艦），並命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統兵二千餘人，由海道赴朝。6月6日，聶士成所率前鋒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輪船“圖南”號自大沽出發，8日抵牙山口後，換乘駁船，9日於白石浦登陸，進駐牙山。葉志超自率後隊一千五百餘人，搭乘“海晏”、“海定”號，6月8日自山海關出發，於11日抵達朝鮮，登陸後，與聶部合屯牙山縣。在派兵赴朝的同時，按照中日天津條約的規定，由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將出兵情況通知日本外務部，並表明一旦完成鎮壓東學黨起義後，隨即班師回國。
在中國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內閣會議已於6月2日作出決定，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的名義出兵朝鮮，並立即下達秘密動員令。日本侵略者決定采取先發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駐朝公使大鳥圭介返回朝鮮，由海軍陸戰隊四百餘人以“護送”公使為名，直入漢城。接著，又悍然派出一個混成旅團（以駐廣島的第五師團第九旅團為基礎，計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兩個步兵聯隊、一個騎兵中隊、一個野戰炮兵大隊、一個工兵中隊，以及輜重隊、衛生隊和兩個野戰醫院，共八千餘人），由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率領赴朝，占據漢城至仁川一帶戰略要地。海軍則派出“松島”（常備艦隊司令伊東祐亨的旗艦）、“千代田”、“高雄”、“赤城”、“築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軍艦，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監視海面，並佈設水雷障礙等。
在清軍既已前去朝鮮，日軍劍拔弩張，戰爭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並未采取緊急措施，做好應戰部署，仍然寄希望於“以敵制敵”，徒勞地奔波於俄、英等國駐華公使之間，乞求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出面“調停”，結果四處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①，非但不與抗爭，反而於7月初將在朝軍艦全部調回。這一行動，在戰略上是一大失策。因為放棄仁川，無異於給日軍提供瞭由海道進犯中國的前進基地，並使牙山清軍處於孤立無援的嚴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起戰爭是其既定方針。當清朝政府以“韓亂”已息，要求根據中日天津條約同時撤兵時，日本政府不僅不同意，反而無理提出於涉朝鮮內政的所謂“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糾紛。同時，日本政府又以默許英、俄等國的在華利益為條件，換取瞭列強在中日兩國沖突中采取有利於日本的“中立”立常7月14日，日本政府見其陰謀外交得逞，而且軍事上已占先著，便照會請政府，斷然拒絕中日雙方同時從朝鮮撤兵的建議，反誣中國政府“有意滋事”，聲言“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②，企圖把中日開戰的責任歸咎於清政府。實際上，陸奧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電告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③隨後，日本海軍主力艦艇於佐世保軍港集結，成立聯合艦隊（由常備艦隊和西海艦隊合編而成，伊東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隊和第一、第二遊擊隊。7月23日，日軍闖入朝鮮王宮，非法囚禁朝鮮國王李熙及閔妃，誘脅大院君李昰應主持國事，並強迫朝鮮宣佈廢除過去同中國所簽訂的一切條約。25日，日軍在豐島附近偷襲中國艦船，並進犯牙山清軍，正式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
二、戰爭的序幕
（一）豐島海戰
由於日本侵略者蓄意挑釁，清廷不得不責令李鴻章速籌戰備。7月16日，光緒帝又電諭李鴻章“斷不可意存畏葸”，並嚴厲指出：“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①李鴻章見乞求列強調停的希望破滅，又受到光緒帝的嚴厲責問，隻得增兵赴朝。他派出四支援軍，即：從天津出發的盛軍總統總兵衛汝貴率領的盛軍六千餘人，從旅順出發的宋慶所部提督馬玉昆率領的毅軍二千人，從奉天出發的奉天練軍統領總兵左寶貴率領的奉軍三千五百人，從奉天出發的奉天盛軍總統豐升阿率領的吉軍、盛軍一千五百人。上述各軍共約一萬三千餘人，均取道遼東過鴨綠江進軍平壤。由於道路迂遠，不能救牙山之急，李鴻章決定從天津一帶再抽兵二千餘人，由海道前往牙山，認為“合葉原隊共五千人，可當一面”②。因輪船招商局般隻正在運載盛、毅兩軍赴大東溝（今東溝），隻得雇英商“愛仁”、“高升”、“飛鯨”三輪應急。7月21日至23日，“愛仁”載兵一千二百人，“飛鯨”載兵約五百人，“高升”載兵九百五十人，先後由大沽口開出。為保證登陸安全，由副將方伯謙率軍艦“濟遠”、“廣乙”、“威遠”自威海衛開赴牙山。24日，“濟遠”等三艦及“愛仁”、“飛鯨”兩輪先後抵牙山內島，部隊登陸。
當時，在天津潛伏多年的日本間諜石川五一等勾結漢奸劉芬，獲得瞭援牙清軍的出發日期及航渡運載等情況，密告日軍。日軍決定在清軍增援部隊隻到達一部分的時候，采取偷襲手段，不宣而戰。7月23日上午，日本聯合艦隊從佐世保啟航，次日到達牙山以南的群山浦。伊東祐亨命第一遊擊艦隊司令坪井航三率軍艦“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牙山灣搜索前進，伺機攻擊。24日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艦透露，日艦將要截擊中國艦隻。這時，北洋艦隊主力遠在威海衛，“高升”號和運送餉械的“操江”號則已離開大沽，正在赴牙途中。當日20時和21時15分，“愛仁”、“威遠”先後離牙返航，“濟遠”、“廣乙”兩艦繼續幫助“飛鯨”趕卸兵馬。25日晨4 時，“飛鯨”駁卸將畢，“濟遠”、“廣乙”兩艦離牙，擬於途中告知“高升”、“操江”掉頭西歸。行抵豐島西南時，突遭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的襲擊，“濟遠”、“廣乙”被迫還擊。兩艦愛國官兵在敵強己弱的情況下，沉著應戰。“廣乙”號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僅有一千零三十噸的炮艦，火力不強，開戰不久即受重傷，船身傾斜，退出戰鬥後在朝鮮十八島附近擱淺，縱火自焚。“濟遠”號是一艘二千三百噸的德制鋼甲巡洋艦，配備有艦炮十八門，並有魚雷發射管四個。戰鬥中，船舵被毀，便向西退走。日艦“吉野”尾追不舍。
9時許，正當“濟遠”向西退走時，“高升”號向東駛來，日艦“浪速”號鳴炮令其停航。在後面不遠的“操江”號見狀即調頭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號俘虜“高升”，令“秋津洲”追趕“操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號繼續追擊“濟遠”。“濟遠”管帶方伯謙貪生怕死，躲在艙內鐵甲最厚的地方瑟縮不出，並下令懸掛白旗投降（一說詐降）。艦上士兵極為憤怒，水手王國成、李仕茂等毅然發尾炮擊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濟遠”向西退卻途中，曾趕上調頭西返的“操江”號（因“操江”時速隻有八海裡），但方伯謙隻顧自己逃命，致使“操江”號被日艦“秋津洲”擄去。
“高升”號上清軍全體官兵面對日艦“浪速”的威逼，堅貞不屈，寧死不降。13時許，日艦“浪速”號魚雷、艦炮齊放，“高升”號上的清軍官兵以步槍還擊。不久，“高升”號沉沒，船上清軍九百五十人，除二百五十餘人後來得救外，其餘全部死難。
（二）成歡之戰
在日艦進行豐島偷襲的同時，日大島旅團長率主力三千餘人，攜山炮八門以及輜重、電信、野戰醫院等，自漢城向南開進，企圖消滅牙山一帶清軍，以解除爾後北進時的後顧之憂。而豐島偷襲，則正是為瞭阻止清軍從海道增援牙山，保證其陸路戰鬥的首戰獲勝。①
孤守牙山一帶的清軍（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軍，共計八營，約四千一百餘人）失去瞭與天津的聯系，又鑒於濱海地形開闊，不利防守，因此，由總兵聶士成率軍三營，於7月26日移駐牙山東北五十裡的成歡驛。聶士成得知日軍已進抵距成歡四十裡的振威，立即請援於葉志超。27日，營官江自康、許兆貴率隊前往增援。28日晨，葉志超也趕到成歡。聶士成鑒於海道已阻，援軍斷難飛渡，牙山絕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勢險要，建議葉志超馬上前去占據。並且說：“幸而勝，公為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①這時，日軍已進逼素沙場，離成歡僅十裡之遙。於是，葉志超率葉玉標一營進據公州，聶士成率六營扼守成歡，另留一營守牙山。
成歡驛東西皆山，北通漢城，南達公州。北面臨河，南北兩岸皆水網沼澤地。有橋一座名“安城渡”，為南北往來隘道。清軍在成歡驛東面山頂築壘自固，西面山頂則設有炮兵陣地，控制日軍必經的驛道。
28日夜，日軍自素沙場分兩路進犯：一從大道進攻，鉗制清軍主力；一從東面迂回，進攻清軍右側。當夜，武備學堂學生於光炘等冒雨偵察敵情，發現日軍偷襲，立即報告聶士成，並率兵一部預伏安城渡橋側，控制要點。半夜，日軍右路前鋒進抵安城渡橋北，於光炘等奮力阻擊，殺傷不少日軍，使其前鋒敗退。可是，聶士成未能及時增援，而日軍後隊又至，於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戰犧牲。29日黎明，日軍攻占成歡西北面山坡，聶士成率主力抵抗，戰鬥甚為激烈。正在這時，日軍迂回部隊突然襲占請軍右翼之東北面山坡，並發炮轟擊清軍東面諸壘。經過激戰，清軍不支，聶士成率隊退往公州。這時，葉志超已放棄公州向北逃跑，於是兩部合軍北走。
日將大島原來判斷清軍必退牙山，因而率隊向牙山追擊；及抵牙山，不見清軍蹤影，便留一小隊駐防該處，自率大隊返回漢城。
葉志超逃跑時，因害怕同日軍遭遇，繞道遠離漢城的朝鮮東部山區，經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歷時近一個月。當時正逢炎夏，“殘軍饑疫死者相屬”，而葉志超竟無恥地向李鴻章謊報戰功，詭稱“沿途疊敗倭兵”。①於是清廷“論功行賞”，嘉獎員弁數百人，賞軍士銀二萬兩，並提升葉志超為平壤各軍的總指揮。
日軍豐島偷襲，並進犯駐朝清軍，揭開瞭中日戰爭的序幕。但是，李鴻章不但不積極準備抗戰，反而認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與我用，上掛英旗，日敢無故擊沉，英人必不答應”②，幻想英國出面幹涉。可是，隨著後來戰事的發展，英國見日方處處居於優勢，竟然不顧事實和國際公法，聲稱7月23日日軍侵入朝鮮王宮之時，即中日開戰之日，“高升”號系“開戰後”駛離大沽口，因此責任不在日方。清政府不敢抗爭，最後竟由出面租船的輪船招商局賠償英商損失。
三、中日宣戰和雙方戰略方針
清政府見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開戰幕，被迫於8月1日對日宣戰，日本也於同日宣戰，中日甲午戰爭正式開始。
早在宣戰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戰時大本營，統一籌劃和指揮陸海軍作戰事宜。大本營首席長官由參謀本部總長陸軍大將有棲川宮熾仁親王擔任（1895年1月熾仁親王死後，由陸軍大將小松宮彰仁親王代理），由參謀本部次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和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7月17日，中牟田倉之助免職，海軍中將樺山資紀接任）二人共同輔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親自參與下，日本戰時大本營在戰前已制訂好侵略中國的“作戰大方針”，即：以主力在山海關附近登陸，於直隸平原同清軍主力決戰，奪取北京。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日軍制定瞭如下作戰計劃：首先派陸軍第五師團進占朝鮮，鉗制和擊敗在朝清軍；海軍則以聯合艦隊擊破中國北洋艦隊，迅速奪取黃海和渤海制海權。下一步則視海軍勝敗情況而定：第一，如海軍主力決戰獲勝，則將陸軍主力輸送至渤海灣（以山海關為主）登陸，實施直隸平原決戰；第二，如果海上決戰不分勝負，中日雙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權，就用陸軍主力侵占整個朝鮮；第三，如果海上決戰失敗，清軍控制瞭制海權，本國又受威脅，則盡力援助在朝的陸軍，而把陸軍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軍反攻。①日軍這一作戰計劃的核心是，消滅北洋艦隊，奪取黃海、渤海的制海權，控制海上運輸線，進而與清軍進行直隸平原決戰。
清軍方面，事先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當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分為“後黨”和“帝黨”兩派。光緒帝自1889年“親政”以來，力圖有所作為。他與戶部尚書翁同和為首的“帝黨”，竭力主戰。而實際把持朝政的西太後慈禧與李鴻章為首的“後黨”，為瞭保持實力，竭力主和，積極推行“屈辱求和”、“避戰自保”的政策。由於政治腐敗和內部紛爭，清廷始終不能協調一致地統籌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又未制定相應的戰略方針，以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開始，寄希望於俄英等國的所謂“調停”。當朝鮮形勢極度緊張，全國輿論和清軍某些愛國官兵強烈要求清政府積極抗戰時，主和派既不敢公開反對，又不願認真備戰。直至戰爭爆發之後，清王朝為形勢所迫，才臨渴掘井，在宣戰詔書中提出瞭一個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①。根據這一方針，決定增調陸軍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後南下驅逐在朝日軍；以海軍各艦隊分守各自防區內的海口，北洋艦隊即集結於黃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峽，策應在朝清軍，並確保京畿門戶的安全。